关键词：知识管理；科学管理；知识
1知识管理的先驱
科学管理对于知识对象和知识过程的认识，是科学管理作为知识管理先驱的有力证明。
1.1科学管理中的知识对象
在科学管理中，知识对象并不是一个明确提出的概念，但是已经开始用知识的眼光来看待对企业有用的对象。
企业中的知识基础很广泛。企业中每项劳动操作，都有一定的操作方法，按照正确的劳动方法，就容易顺利地完成工作。对于熟悉的劳动，操作者常会在实践中积累有一些经验技巧。企业中总是有一些根据特定的工作环境制定的制度，也有一些不是很明确也不是很正式的惯例，还有一些明显的规则或者潜在的规则。这些操作方法、经验技巧、制度、惯例、规则，都属于企业的知识。知识分布很分散。正是这样的分散，使得知识容易被司空见惯地习以为常。企业每天像前一天那样运转，员工每天像前一天那样劳动，在这样的静态环境下，知识在无意中被人利用，而人却不知道利用的就是知识。而一旦静止状态被打破，在动态中，问题就出现了，如新员工进入企业。当一个新员工开始工作时，他就会发现，操作机器需要操作指南，需要前辈师傅的经验，他还需要了解制度安排，需要知晓明暗规则。也就是说，他会发现，工作离不开这些知识。
科学管理发现了知识对象，有三层含义：一是科学管理将原先不连贯的知识组合在一套统一的组织目标或思想之中，这里制定工作标准的前提就是认识到这些工作规则，也就是认识到知识；二是科学管理将知识标准化，使之在需要利用时，就能方便地获得，知识的价值是在应用中被体现的，知识的标准化加快了知识的价值体现，标准的制定，实际是已经知道知识的价值，而对知识价值都已经了解，显然，是已经发现了知识；三是科学管理通过制定标准，将知识进行存储，为无形的知识提供表现的载体，知识通过载体的表现形式更容易被发现。
在知识管理的研究中，对知识的识别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知识被视为企业拥有、购买、生产、或销售等活动的对象。知识与企业中的生产设备等有形资产一样，都是企业中关注的对象。企业知识管理是为了发展、应用和改进知识。在知识管理中，首先要研究的就是对无形知识的识别，然后在认识了知识对象的基础上才能研究知识的利用等问题。知识管理中对于知识识别的研究，追溯源头，就是科学管理中发现知识对象的研究。虽然在科学管理中，并没有指出知识的概念，但实质上，科学管理是在发现了知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知识进行了有效的控制，使知识发挥了作用。
尽管科学管理发现了知识对象，但是科学管理对于知识的认识仍是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在科学管理中，只承认管理者拥有知识，管理者制定一切标准，工人仅需照章办事。这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1.2科学管理中的知识过程
科学管理中，也关注到知识的创造过程。知识的创造过程是知识管理中重要的研究内容。科学管理先见地研究了知识的创造过程，因此，科学管理无愧于看作是知识管理的前驱。和对知识对象的研究一样，在科学管理中也没有对知识的创造过程作出概念上的详细表述，但是，这并不妨碍科学管理对知识管理的贡献。
发现知识不是目的，利用知识才是最终目的。当知识被发现后，下一步就需要在合理的组织结构中被利用。知识是在应用中体现价值的，也是在应用中又创造出新的知识。知识的应用是根据企业组织结构安排而进行的。因此，企业组织结构对知识的创造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科学管理中，已经认识到合理的组织结构将对知识的创造过程起到激励推动作用。换言之，科学管理已经在寻找更有效的知识创造过程。
通过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科学管理试图找到更有效的知识创造过程。这些研究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计件工资制，职能工长制，例外原则。
计件工资制通过差别计件发放报酬，使达不到工作定额标准的工人只能获得基准工资的80%，而达到标准的工人可以获得125%的工资。这样的刺激办法消除了工人磨洋工的现象。工人按照自身的努力程度获得报酬，这极大的激发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工人的创造力在报酬的激励作用下得到提升。
职能工长制是一种监督方式。具备良好品质的工长负责相应职能的管理监督工作，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建立了和谐关系，有利于达到利益一致。专业知识是职能工长向工人下达命令的基础，而不是依赖职位的权力。在职能工长的安排下，工人之间更易于产生合作精神。工人的合作将使工作中的创造力得到加强。
例外原则是指工厂中的总经理应避免处理车间中的细小问题，这些问题留给专门人员去处理，总经理应该关注例外问题，这些包括在过去正常情况下未出现过的，或非标准的各种例外情况，既有特别好的例外情况，也有特别坏的例外情况。例外原则能检查出责任承担者是否履行了其承担的责任。例外原则对于责任的追究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因此，责任者将减少在工作中的懒散，而将致力于完成工作，提高工作中的创造力。
科学管理在计件工资制，职能工长制，例外原则等方面的作为，实质是在探索更有利于知识创造的管理模式。科学管理已经认识到，知识创造必须依赖于合理的组织结构，人员在有效的管理模式下，才更易于发挥能动性，创造应有价值。
2科学管理中的知识缺陷
从科学管理的理论逻辑上，可以找到更完善的答案。根据科学管理的知识前提，可以显见，泰勒提出的不可能是知识管理。
科学管理有两个关于知识的前提。
前提一：管理者掌握工人的全部知识。
前提二：工人不需要知识。
科学管理制定工作制度的前提假设是：管理者掌握工人的全部知识。科学管理，首先是有一个分工的工作安排，即工人进行劳动，管理者进行决策。泰勒推行职能制，计划与执行相分离，变原来的经验工作法为科学工作法，计划部门与执行部门各行其是。生产过程是一个系统，生产任务的有效完成，需要计划、组织、控制三个职能的协调。工人进行劳动，执行管理者制定的计划，控制着生产的具体操作过程，管理者组织整个生产过程运转。工人的操作技能知识和管理者对于组织的知识需要有效的完整结合。管理者之所以是管理者，拥有决策权，是因为管理者更聪明，掌握有科学管理原则的专业知识，而不是像那些工人一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因此，科学管理详细地制定了规则，工人应做的劳动规定动作，甚至搬运货物弯腰的角度等等。这些表明，管理者是掌握了工人所应有的全部知识，管理者根据这些全部知识做出决策。科学管理在描述用铁锹挖煤矿和搬运铁块的过程中，一再地强调工人要按照所规定的动作劳动。管理者已经充分了解挖掘和搬运的过程，工人不需要再进行思考，而只需要按照规定去做就行。
科学管理的第二个前提是：工人不需要知识。在科学管理中，在挑选工人时候，是以头等工人为参照的。泰勒在实验中以钢铁公司搬运生铁的施米特为研究对象，根据他的劳动产量制定了劳动定额，在普通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是每天1.15美元的情况下，施米特平均每天可以挣到1.70美元。四肢发达的施米特是泰勒理想中的头等工人，在当时的环境中，像施米特这样的头等工人是很少的。科学管理中需要的是头等工人，而头等工人正是像施米特这样使劲出力气干活的人。在搬运生铁实验中，泰勒要求施米特完全按照所规定的时间和强度搬运生铁，施米特所做的就是来回地搬运和定时的休息。显然，头等工人是不需要知识的，头等工人所需要的就是力气。
泰勒在阐述他的工资制度时候，指出每一个部门的目标是：应让每一个工人做他的能力和体力所能胜任的尽可能高级的工作；应让每一个工人尽量达到同级别的头等工人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泰勒认为那些在身体条件完全可以胜任工作但是却没有达到最高产量的工人，是二等工人。在科学管理中，对于非头等工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科学管理考虑的基础就是头等工人。
工人不需要知识，仅需要力气，这样的前提，显然是和知识管理格格不入的。知识管理强调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知识，就是员工的知识，就是可以共享的知识。
知识管理认为，管理者不可能掌握工人的全部知识，工人也需要知识。而管理者在客观上又必须能够掌握工人的全部知识，因此在知识管理中就有知识的共享，企业中的所有人，无论管理者或是工人，都能够在统一的知识平台上共同分享对企业有益的知识，知识是企业中最大的财富。
管理者掌握工人的全部知识和工人不需要知识，这两个前提是对知识管理中提倡的知识共享的否认，认为知识是仅为少数人所拥有的特权，这也是知识不民主的态度。在知识管理中，所有人都拥有知识，也都能创造知识。在合作共享的良好气氛中，知识管理提倡的是知识民主态度。
以知识的观点来剖析科学管理，可以看到在“管理者掌握工人的全部知识”和“工人不需要知识”这两个前提假设下的科学管理，在理论上的脆弱性和事实上的伪真性。显然，泰勒提出的只能是科学管理而不是知识管理。
虽然以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科学管理有些缺陷，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科学管理无疑是有突破性和推动性的学说，对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结论
知识管理的研究概括起来，也是对知识对象和知识过程的研究。从静态的知识对象认知，到动态的知识过程创造，知识管理也是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探索。从研究的内容实质上看，知识管理继承了科学管理。虽然科学管理并没有明确提出一些关于知识的概念，而且在知识的前提上有缺陷，但是，这并不妨碍科学管理作为知识管理先驱的意义。
科学管理可以被看作是知识管理的先驱，但是，对于知识的解释，知识从组织中抽象出来的过程，知识优化等问题，科学管理并没有给出说明，认识也不足。这些问题是留给知识管理的挑战，也成了知识管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学管理；生产力；社会发展
一
从哲学的视角看管理，其本质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人，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方式，运用数学模型、计算机技术、系统科学等方法和手段，对自然资源、人、财、物、时间、空间、信息、社会关系等，进行规划、控制、协调等活动，使之从无序到有序，产生良好效益，实现人类活动目标的过程。
管理既然是这样一种活动过程，就不可避免会有科学合理的管理和不恰当的错误的管理之分，因此，笼统地说“管理是生产力”是不科学的，应该说科学管理是生产力。
科学管理理论是基于泰罗科学管理基础之上更为深刻的认识，即按照客观世界内在规律和人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管理活动，重视定量分析和战略规划，强调哲学思维和方法对管理的指导作用，把管理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发展需要统一起来，按照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坚持自然、社会、人本身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把管理看成是一个不断和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复杂的过程。
第一，管理是主体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通过自主性活动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社会越发达，事物之间联系的多样性、复杂性呈现给我们的也越多，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认识和处理问题难以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和规律。因此，成功的管理必然是在变化中寻找本质和规律并适应其发展。
第二，管理必须适合和满足人性发展的需要，管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管理思想发展史表明：在从一种管理方式演变成另一种管理方式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导致经济组织形式变化是根本原因，人性发展的新需要是重要条件。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了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网络空间构成的虚拟世界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往群体劳动、集中生产基础上形成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要求，自然以人为本、科学管理的时代开始了。
第三，整体性思维、复杂性思维、过程哲学思想是现代科学管理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管理活动作为一项综合性活动，涉及许多方面内容，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理论、技术科学成果以及关于人的科学的新认识是科学管理赖以存在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些学科的进步就没有管理学的发展。
第四，坚持自然、社会、人类可持续发展是科学管理的显著特征。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过多人口形成的物质需求压力，人类粗放式的生产经营方式，以及不合理的分配方式，使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土壤沙化、资源短缺、森林面积减少、气候异常、各种污染加剧等一系列后果。这些结果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种族之间的利益纷争，导致国家、地区间矛盾冲突不断，影响人类和平发展。
第五，科学管理要以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观为最高准则。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许多问题的解决仅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是不行的，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加以解决。任何个人、组织、国家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人类共同的幸福。
二
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是建立在牛顿力学机械观线性思维基础上的，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把人放在和自然界完全对立的基础上，忘记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赖自然，应当与自然界共繁荣，而不是征服自然。二是只看到了物质生产力，忽视了精神生产力和人自身的生产力。固然，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决定政治生活和其他生活的前提。但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而且，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成为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内容，成为推动物质生产进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核心。
用系统论观点和复杂性思维方式及过程哲学思想认识生产力。生产力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是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是处在不同生产关系体系中的人，能动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产资料，创造精神财富，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体。其中社会生产力包含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自身生产的能力。
自然生产力，“就是客观存在于生态自然界同时又与人类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间接影响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总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生产力的统称”。自然力就是自然界天然形成的与人的劳动无关，影响和作用于人们生活的力量。在人类早期，自然力对人们的生活和劳动起了根本性作用，决定了国家民族的富足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由于人类活动能力的提高，部分自然界成了打上人类烙印的“人化的自然”或称人的思想“物化的世界”，从而形成一种非天然的自然界的劳动生产力。这种非天然的自然界的生产力已经成为制约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外在力量。
社会生产力是以实践着的人为主体和终极目标的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本身生产力的复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会生产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生命的生产的有机统一，社会生产力因此有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三个方面。“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第一，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力是人们利用工具，把自己的劳动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具有实践能力的人。马克思曾经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工具进行生产。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劳动对象的扩大，都离不开生产中人的力量。物质生产力提供的物质财富数量和质量决定社会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直接影响人类精神生产的能力。因此，在人类发展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追求物质生产力发展成为人们活动的最高目标，经济增长是实践活动的中心内容。
第二，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精神劳动从物质劳动中分离出来，真正的精神生产便出现了。精神生产力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发展自己思维、情感、意志、审美、创造性等精神品质的能力，包括思想及其物化的技术形态和制度产品。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思想与意识的自由对生产力影响很大”；还说，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对人类精神意志，对社会生产力发生作用，但是要享受艺术事先必须具有购得它的物质手段，因此，艺术家对于物质生产，对于节约行为也具有提供诱因的作用。李斯特提出，生产力主要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一个国家通过改进其社会和智力条件，就能够运用现有的物质资本，使生产力提高十倍。精神生产力的成果表现为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宗教，也表现为制度产品，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公共制度以及社会的公序良俗。精神生产力不仅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还是促进物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后，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机器代替人的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将越来越少，从事精神生产的人会越来越多，精神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由此推动人的发展，成为人类活动的价值追求。第三，人自身的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标。人是社会生活和实践的主体，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以及种的繁衍是人活动的内在原动力。人类的终极目标是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自身生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口的生产。“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口的生产既是一种自然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自然人繁衍后代，受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制约，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只能提供一定数量人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一定社会条件下人最大的发展空间。第二，人的社会化。只有经过社会化的人才是社会实践和认识的主体，社会化的过程是人的另一种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活动形成人的社会化需要和适应社会的各种劳动技能，以及作为有尊严的人的交往能力、认识能力、审美能力；另一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活动，通过教育传授生产和生活知识、经验，培养适合特定社会要求的道德品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通过教育，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继承，新社会发展需要的知识体系获得广泛传播，新社会的实践主体经过社会化和良好的教育，实现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第三，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由于生产本身不发达、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人总是处在片面发展和异化中。表现为劳动者为社会生产出财富的同时，却为自己生产出贫困。劳动者的各种需求、劳动能力的提高、体力和脑力的恢复、甚至生育和抚养子女，都被看成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人被异化成机器的一部分，资本的奴隶，失去了人的尊严、自由和全面性。只有在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产生。
三
生产力是由各种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联接起来的有机整体。各种要素的结合方式、结合程度、结合效果反映了人的能动性力量，体现了科学管理的发展水平。如果把生产力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比作鱼网的经纬线，那么科学管理就是使其成为具有捕鱼功能的鱼网的纽结。科学管理不是生产力的硬件——机器、厂房、设备，也不是生产力的软件——先进的科学思想、良好的职业道德，而是把生产力硬件、软件结合起来的组织件。科学管理是根据生产力总体变化规律，从整体出发协调生产力系统诸要素之间关系，使之达到优化状态的过程。科学管理是生产力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即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人作为生产力主体能动性的实现；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制度文明建设。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两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要素。凡是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只有在科学管理条件下，各种要素有效地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同样的道理，就像单个人不在自己头脑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界发生作用一样，没有生产的组织指挥，生产运动就不能有秩序地运作和运转。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
1919年，五四前夕，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些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发起了“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即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自由；提倡科学，主张以科学的法则来判断一切。
早在1914年商务印书馆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然而在和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民主科学的思潮席卷而来，而商务印书馆办的杂志却“不合时宜”地渲染“东方固有文明”，引起了文化界的不满。的领军人物陈独秀、罗家伦在这一阶段撰写文章，对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等刊物进行抨击，新旧思想的撞击让商务印书馆陷入深深的尴尬。
此时，商务印书馆的领导者非常焦急，他们积极寻求打破瓶颈之道，引进有才之人是其中之一。1921年，在胡适的推介下，王云五加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王云五任编译所所长，带领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系列即使现在看来仍具现代企业精神的改革，改革工作主要集中在编译所。
王云五对编译所的机构按学科进行分科重组，延聘专家主持各个部。新设立的有哲学教育、国文、英文、词典、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理化、杂篆，十个编辑部；英汉大字典、国文字典、四部丛刊，三个字典委员会；另设“百科全书”委员会，各系另有负责人，另外还有庞大的事务部、出版部、几个编委会，《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十七个期刊、函授社，以及中外闻名的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藏书处。其组织之庞大、齐全，现在也很少有出版社可与之比拟。
在企业的组织结构之外，商务印书馆在经营管理上也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比如人事管理方面，商务印书馆对每位职工都建有人事记录卡，卡上贴有照片，职工每月请假、矿工、工资收入、奖惩等各种事项均有记载，查阅卡片，一目了然。
此外，改革还大力引进人才，起用思想观念开放的年轻学人，王云五以“学术分科”为原则，“极力罗致专家学者，分别主持新设各部，或任所内外编辑”奠定了商务印书馆此后大规模学术出版的基础。史地部部长竺可桢、美术部部长黄宾虹就是此时进入商务印书馆的。
另外，商务印书馆扩大了出书范围。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万有文库（万有文库是王云五策划和主持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从出版业务角度看，改革成效是显著的。商务印书馆出书的质和量都呈上升趋势，到1923年，出书667种，比1921年出书量翻了近两倍，有人评论“当时商务的教科书几乎找不到一个错别字，从编辑、排字、校对、制版、印刷到装订成书、出版发行，一套套工序，一丝不苟”。当然也有人对改革持相反意见，分歧集中在人事、工作制度与按量计酬方面，反对意见认为，严苛的工作规范、扩大的待遇差距危及到了编译所全体员工的利益，这种争议也成为商务印书馆日后推行科学管理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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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他早年刻苦自学，主修英文。18岁开始步入教育界，19岁时在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学生中有胡适、杨杏佛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被孙中山聘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又在教育部任职。1916年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一年后辞职，在上海专门从事编译工作。1921年9月，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正式接替高梦旦就任编译所所长。1946年5月，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出任政府经济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到了香港；1951年，去了台湾。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王云五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向“赛先生”寻求救赎
商务印书馆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时局变化以及内部矛盾很快又让它陷入重重危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以后，中国的劳工意识逐渐觉醒，在工人运动迭起的浪潮里，经常发生的劳资纠纷，工人罢工此起彼伏，这让当时的企业领导人备受困扰，加之市场竞争加剧，怎样提高经营效率，改善劳资关系，激发劳工的积极性，成为当时企业生存下去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时的商务印书馆正逢多事之秋，人事关系复杂，工作10年以上的老人众多，工潮不断，工会力量强大，商务印书馆的管理者经常要处理各种纠纷。1929年，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另谋发展，1930年2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突然去世，商务印书馆再次聘请王云五回来担任总经理。按王云五的说法，鲍咸昌任总经理由于年事已高，多委托李拔可、夏莜芳两经理担负其职，而两经理又把其职转托于机要科正副科长，责与权因而分离，这在管理上存在很大问题。因此，王云五同意就任，不过他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他希望看看国外是怎么进行现代企业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更重要的是希望了解国外怎样解决劳资纠纷的。
当时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已经引起了重视和推崇，部分企业开始尝试运用科学管理，以改善经营，提高本身的竞争力，借此摆脱困境。科学管理最早由民国时期著名企业家穆藕初引入中国。穆藕初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结识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及其弟子吉尔布雷斯（F·B·Gilbreth，1868-1924），多次与他们探讨有关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问题，获益甚多。穆藕初对科学管理思想十分倾倒，特别是对于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十分敬佩。有鉴于此，穆藕初回国后决定与其同事董东苏合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
1915年10月至1916年3月穆藕初与董东苏合译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的中文译名在《中华实业界》上分5期连载，19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成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该书中文版离它的英文原版出版仅有短短的7年时间。然而，在《工厂适用学理的管理法》一书在中国出版以后的十年间，只售出800本，其中100本还是穆藕初自己买来送人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管理最初在中国并未被接受。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企业界的因循保守，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国内各产业欣欣向荣，获利率相当可观，遂使经营者难以认识到改革管理制度的必要性，更遑论实施科学管理。
在时局的推动之下，解决劳资纠纷、提高竞争力成为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科学管理重新进入企业家的视野。当时企业界以科学管理为导向的所谓“实业合理化”风靡一时，实业界先后组织人员出国考察，归国后，有些人竭力称赞“实业合理化”的成效，甚至把“实业合理化”称之为“经济思想上之大革命”，是“中国实业之唯一救星”。
1930年3月初，王云五被任命为商务印书馆新任总经理。刚获任命，王云五便起程前往国外，他一共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九个亚欧美发达国家，参观的公司达到四十多家，咨询的专家有五六十人。1930年9月11日，王云五回国后第三天向董事会提交了考察报告《采行科学管理计划》，建议推行科学管理法。
董事会很快通过此报告，王云五立即推行改革。他的改革核心内容是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劳资双赢。泰罗科学管理的思想是通过生产工序标准化，以计件的方式核定酬劳，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面确实有效。1931年1月，王云五在编译所试行科学管理，重点放在按编译实绩计酬，但遭到强烈抵制而失败。反对意见集中在报酬支付，例如，有人认为科学管理的记件报酬，未能全面地考虑脑力工作的特殊性，脑力工作本身难以加以计量管理，所谓科学并不科学。
链接
穆藕初（1876—1943），名湘碉，上海人。1909年自费赴美留学。初入威斯康辛大学，1911年转入伊利诺斯大学农科，1913年毕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同年入德克萨斯农工专修学校，攻读植棉、纺织和企业管理，1914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回国。穆藕初不仅是科学管理思想的早期传播者，而且即使是从世界范围内来审视，他也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早期实践者，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企业的企业家。他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率先引进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并注意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企业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穆藕初首先在其归国后创办的第一个工厂德大纱厂中实行科学管理法，在其后创办的厚生纱厂（设于1917年）和豫丰纱厂（设于1920年），同样采取科学化管理，其中厚生纱厂一时成为华商示范工厂。穆藕初的实业报国，在科学管理思想的指导之下，成效明显，引致当时企业纷纷效仿。
“一"二八事变”成为转机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等，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商务印书馆受到重创，商务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被迫停业。
灾难反而成了商务印书馆推行科学管理的契机。为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经过董事会同意后，王云五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总馆、总厂复业后，王云五新订雇佣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法”。复业之际，王云五仅返聘1309名原总厂职工，被永久解雇者达2400余人。受返聘的职工业务水平较高，又珍惜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这为王云五全面实施科学管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一轮科学管理的推行中，王云五大幅度精简机构，用“机器来管人”，限制编译人员自撰书稿，改成审外稿为主，以审稿质量和字数计酬；以岗位要求为标准培训职工，按岗用人，改革生产和行销各环节。科学管理思想强调节工省料，密切企业各生产环节的衔接，加快资金流转，通过培训提高职工专业素质等，对于企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是有益的。重新推行科学管理之后，果然收效明显。商务印书馆的新书出版速度加快，同时，多套丛书出版，甚至能做到“每日出一书”，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巨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王云五拟订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100部编辑而成，被称为“丛书的丛书”。）
商务印书馆劫后余生与成功推行科学管理是分不开的，若非如此，遭到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就此偃旗息鼓也未可知。作为文化出版企业，检验商务印书馆的改革成败与否还要看它出书的社会效益。1934年至1936年三年中，商务印书馆出书量占全国48%，1936年出版新书4938种、9438册，占国内新出版物52%，而且多是纯正的学术文化类著作，对近代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在科学管理的帮助下，商务印书馆的劳资冲突并不剧烈，其出书量仍保持国内第一。当时，王云五调整出版计划，推出战时常识丛书，如以“厚今薄古”和适应时需为主旨的“中学文库”全套共400种书，半年间行销4000余套。张连生赞叹道：“中学文库”为后方出版界最大规模之出版。各方无不惊讶其复兴之速，莫不赞仰科学管理之功绩。冯友兰回顾道：“在抗战的条件下，印刷发行都很困难，但商务印书馆对我的稿子总是随到，随印，随发行，与平时无异。”
科学管理的中国式探索
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走出了一条企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商务印书馆当年的成功，在商业运作、社会舆论、文化传播上对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推动作用。在商务运作上，它的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以及于具体实践中彰显出的管理理念等，都与现代公司制度契合与接轨。这使得其能够经历百年风雨而不倒，在灾难、战乱、同业竞争、政治打压等危机中终能化险为夷，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