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加入WTO的十年中除了履行义务和享受更大的市场外，也更多体会到享受更大市场是有代价的。WTO自由贸易框架除了贸易救济措施在实践中构成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外，主要贸易伙伴通过自由贸易协议重新划分市场并因此减少了中国在WTO框架下的机会。他国自由贸易协议或减损中国在wTO中的利益
在过去的十年中，欧盟和美国等WTO成员国通过自由贸易协议在WTO框架外进行贸易和产业布局。欧盟和美国等WTO成员国的自由贸易协议有相当部分是在多哈回合后启动或达成的，欧盟和美国除了与一些发达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相互清除贸易壁垒外，更多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把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的市场和工厂。欧盟和美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协议得以跳出WTO框架建立自己的贸易通道和市场。
自由贸易协议国可以对非协议国背离WTO最为基础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使中国在欧盟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域内只能获得次优待遇。WTO规则可以分成两部分，市场准入和贸易摩擦。市场准人包括货物的关税降低、服务的市场准入、取消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摩擦包括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自由贸易协议在市场准入方面跳出WTO范围，在协议国之间建立更优的市场准入，非协议国在自由贸易区只能享受到WTO建立的市场准入，这是低于协议国间更优待遇的次优待遇。解决次优待遇的出路是建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这包括与欧盟和美国的协议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也作出了这样的努力。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逐渐布局，WTO沦为欧盟和美国解决贸易摩擦的工具，欧盟和美国在WTO框架下对中国进行限制。为了确保自由贸易协议给协议国相互之间带来的利益，协议国更显示了排外性，它们需要把即便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非协议国赶出自由贸易区市场。此时，具有成本优势的中国产品自然就成为驱逐焦点。欧盟和美国在掏空WTO规则中的市场准入内容后，就利用对它们来说仅存的WTO贸易救济和争端解决工具来对付非协议国，中国在过去十年中遭受的贸易救济和摩擦已让我们对这点看得很清楚。
多边的时机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回归和适时的多边努力
多边谈判在未来的贸易自由化道路中将具有重要作用，中国需要适时抓住入世后一个真正的多边机会。自由贸易协议的发展使WTO根本性的最惠国和国民待遇降到低于自由贸易协议内部待遇，同时会否定非协议国的比较优势并阻碍规模经济的实现。只有当WTO次优待遇接近或超越自由贸易区最优待遇时，自由贸易协议才会失去存在的利益基础，协议国才会回归多边贸易自由化体系。而在未来双边与多边的较量中，当更多的双边协议相互交织而减损了单个双边协议的好处时，WTO成员国又会内生重新重视多边谈判的需要，这将是中国在加入WTO后需要抓住的一个多边机会。
未来的多边谈判会与多哈回合实质不同。自由贸易协议的发展使成员国对WTO多哈谈判的兴趣降到低点，这是因为协议国通过自由贸易协议获得了更低的关税，降低了倾销和补贴的可能性，并开辟了多哈回合无法触及的竞争、投资、政府采购等问题。解决多哈回合的僵局，需要等待未来双边回归多边的时机，再由多边积极作为。也就是说，当未来自由贸易协议发展到相互竞争抵消而瓦解并最终回归多边道路时，多边就可得以修复并进展，这就如同GATS第XIX条第4款有关逐步自由化所期待的道路那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协议中已经包括了竞争、投资、政府采购等领域的问题，说明这些问题不是不可谈，今后的多边谈判不仅要在传统的关税降低等市场准入问题上有所作为，还需要增加对这些新问题的谈判。目前，自由贸易协议对竞争、投资、政府采购等内容的构建还不完善，可以说是打开了合作大门，但具体内容尚未确定。如果未来的多边谈判能先触及这些领域的具体问题，则可进一步降低自由贸易协议的吸引力。
未来的多边回合在新议题上的进展，会对中国的产业和体制带来压力和动力。实现比较优势除了需要体现市场准入的贸易自由化外，还需要合理的市场竞争。2016年底，随着所谓非市场经济地位概念的失效，中国将获得体现最惠国待遇的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机会。而当未来WTO进展到多边竞争规则时，困绕中国企业的反倾销问题将被削弱或剔除，中国也将需要审视内部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律之间的冲突以及外贸法如何有效实施的问题。同时，未来的多边竞争规则会使不具竞争力的国内相关行业失去反倾销的保护屏障，尤其对于因国内体制问题导致缺乏竞争力的行业来说，多边竞争规则会不可避免带来撼动国内体制的压力。此外，在多边投资问题上，中国需要避免再次成为别国的工厂和市场；而政府采购问题是对政府财政权利的限制，使政府不能用国产来替代进口，中国则需要避免完全成为别国的市场。
在过去的-I-~a中，WTO争端解决机制给予了中国希望，中国在未来仍将依赖其以获得公正待遇。WTO规则中没有对市场经济地位给出判断标准，而是由成员国在其国内法中予以确定，这实质是成员国单边对中国设定义务。中国通过在WTO申诉，已经成功制止欧盟对中国的不正当反倾销措施。在中国被诉的稀土案中，中国的败诉无论是源自中国签订WTO协议时的问题，还是因为专家小组对规则的解释，导致中国无法使用例外条款和无法类比澳大利亚类似的贸易限制措施，中国未来仍将依赖WTO争端解决机制来主张利益。
迎接多边需要继续保持在双边谈判和国内法制建设上的努力
过去十年，在成员国进行的自由贸易协议博弈中，中国也建立了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在对未来多边体系的期待中，中国仍需要继续务实推进双边贸易谈判。多边的好处是可以实现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而多哈回合启动的多边谈判，其真正进展需要等待未来的时机。在等待多边时，为了避免在WTO中只享受到次优待遇，中国仍然需要双边努力，甚至是在新领域的谈判。例如中国与美国近期在竞争领域达成备忘来寻求双边在反垄断领域的合作。
未来继续自由贸易协议的努力对中国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公正的贸易救济措施。对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通过双边谈判已经取得了大多数WTO成员国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但是，只有双边谈判中承认并不牢靠。例如，阿根廷2004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宣布不会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采取任何歧视性措施，但后来违背了承诺，在反倾销中对中国产品采用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再如，东盟十国2004年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在以后别国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东盟成员国被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替代国并予以合作。比如，2011年5月，欧盟对中国三聚氢胺反倾销措施中以印尼为替代国，印尼企业与欧盟调查机构合作时并不考虑印尼对中国的承诺。对于不公正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一方面可以尝试依据((WTO协议》第x条和GATT第30条有关修改规则的条款，通过三分之二多数来获得对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修正，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来巩固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
区域性规则对多边体制之影响，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双面性，具体体现为：
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对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积极影响。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同样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一定程度上对多边贸易体制起补充作用。服务贸易的区域一体化，在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所谓“贸易创造”，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服务为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服务所代替，原来由本国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现在从区域内其他成员国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由于从其他成员国进口成本低的服务代替原来成本高的服务，该国就可以把原来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服务，从而获得收益。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在区域成员国之间取消彼此间的贸易限制，虽然对外实行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失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次优”选择。（2）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可以实现将已取得的区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安排制度化，抵制区域内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及其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否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服务业不具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大多举棋不定。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大量存在于各国国内法层面，对国际服务贸易提供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产生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国内立法者贸易政策取向较易受相关利益集团之影响，其摇摆不定阻碍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通过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各成员国间已采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锁定，藉国际条约之力量抵制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各国立场的倒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制定及实施，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起到“实验田”的作用。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同时，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服务贸易理事会十分重视区域性协定项下相关规则的以资借鉴。例如，服务贸易理事会下设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工作小组就曾应世贸组织秘书长之要求，就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项下有关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进行考查，分别就其程序性规则和实体规则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以作为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相关规则之。
2、区域主义为实现本地区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对区域外成员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1）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次优选择，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信息化背景下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对非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被“贸易转移”效应所抵消。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于区域性集团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使原来从区域外国家进口的服务转由区域内成员国进口，产生了贸易转移。这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给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块状”的区域性市场及相应的一体化规则人为地将无边界的技术区域化，对全球及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消极影响。当今世界，电信服务、服务和商务等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内进行，地理上的距离已不足为障。在这一无边界的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已不足以促进甚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2）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第三国“搭便车”乘机享受区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之便利，皆有严格之原产地规则规定。原产地规则除了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外，其管理也徒增行政负担及带给厂商额外的取证及举证成本，《欧共体罗马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澳新服务贸易议定书》以原产地规则来判定服务提供者之“原产地”（国籍），用以决定是否可以享受区域安排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在欧美等国平均实际有效税率已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其贸易限制效果，相对已较轻微。服务贸易的歧视待遇，不仅出现在市场进入方面，而且存在于产品进入后之国民待遇中，而使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实施歧视性待遇之意义远大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之贸易限制较货物贸易为大。因而，服务原产地规则容易被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利用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工具，背离了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另外，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将与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发生冲突。（3）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拉大发展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差距。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议数量剧增的原因除提高地区经济效益与加强合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发挥地区优势保证地区利益。经过多边贸易体制下多个回合的谈判，全球关税税率已大为降低，然而，各区域间各不相同的规则、标准及原产地规则构成了新的区域间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及欧盟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争夺世界市场竞争的始作俑者，二者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加强对世界市场争夺的重要工具，相互较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从现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来看，呈现出以美欧为轴心不断向外辐射扩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美欧处于这一格局的中心，操纵着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更不能同日而语，就服务贸易达成区域性安排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已达成的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更处于劣势地位。欧美皆已是成熟服务经济，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之金融服务及电讯服务方面，其共识使《服务贸易总协定》及相关附件得以顺利通过，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之劳动、雇佣服务自由化却又强制给予封杀。
综合以上，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可谓利弊兼具。从国际的现实来看，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和全球化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而是两种趋势并存，共同发展。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区域贸易协议与多边贸易体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上，世界贸易组织确认了区域性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同时确立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首要的和主导的地位，将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之中。区域性服务贸易规则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取代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途径是：区域全球化而非全球区域化。如何约束区域服务贸易一体化，消除其负面效应，使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是世贸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经济一体化”规定之评析
乌拉圭回合谈判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合作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签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区域一体化的存在及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不可能回避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是仿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规则制定的。尽管在服务贸易领域，因为没有货物贸易中关税那样的对应措施，不存在如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区分。《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的规定不应防止其任何缔约方成为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的成员或进入该类协议”。同时，为了防止上述权利被滥用，协定也规定了一体化协议必须满足的条件和协定审查机制。
（一）一体化协议必须符合的条件
第5条第1款要求此类协定须（1）涵盖众多服务部门，即该协议在所涉部门数量、交易量和服务提供方面具有“实质性的部门范围”，为满足此条件，协定不应规定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2）各缔约方应在该协定生效或在合理时限内，通过1）在缔约方之间消除现有的歧视性措施和／或2）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1条、第12条、第14条以及第14条之二下允许的措施除外），来在该协定涵盖的部门范围内不实行或取消第17条“国民待遇”意义上的“实质上所有的歧视”。第5条第2款规定在评估上述条件是否达到时，还可以将这种协定与有关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考虑。第5条第3款规定如果家为此类协定的参加方，则应依照有关国家总体和各服务部门及分部门的发展水平，在第1款所列条件方面，特别是其中（2）项所列条件方面给予灵活性。第5条第4款规定，对该协定外的任何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此外，第5条还就第三方利益的享有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全一体化加以规定。
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相比，《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涵盖众多服务部门”的要求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中“实质上所有的贸易”的标准。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关于自由化程度的标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要求实质上所有区内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商业限制”，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不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禁止新的措施，而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或禁止新的措施。正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那样，对来自其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服务贸易的壁垒总水平，不应因经济一体化协定而提高。然而，区别就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壁垒不应在有关部门或分部门，也就是那些作出了具体承诺的部门提高。这种部门的具体性意味着，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情况相反，成员不能辩解说保护的平均水平或“总体”没有改变，而不管在单个产品（或分部门）水平上可能已发生变化。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所仿照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4条，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缺陷，最大的是关键词语之表述模棱两可，不具有可操作性，给审查一体化协议和监督一体化组织的运行带来许多困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缔约各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就第24条个性问题达成了《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4条解释的协议》，完善了货物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也存在语焉不详之不足。任何一项区域性协议要成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认的经济一体化协议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实质性的贸易自由化及对非成员不得提高其贸易壁垒。然而，由于许多关键性条款含义模糊，给审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例如，第5条第1款（1）项中“涵盖众多服务部门”（Substantialsectoralcoverage）之含义。其注释表明这一条件须根据服务部门的数量、受影响的贸易量和服务提供方式进行评估。此外，还特别指出不得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但就服务部门的数量和受影响的贸易量并无此要求。这隐含着二者可预先进行部分排除，但对于这两个要素，鉴于服务贸易领域统计资料的缺乏，难有客观数据来确定“涵盖”之标准。此外，“实质上所有（standstill）”、“在协议生效之日或合理的一段时限内取歧视性措施”之“合理的时限”、“更广泛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确切解释，可否借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项下第24条相应词语的含义等均有待明确。
（二）审查机制
服务贸易一体化协定的审查机构是服务贸易理事会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第5条第7款规定，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应迅速将任何此类协定及其任何扩大或重大修改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它们还应使理事会可获得其所要求的有关信息。理事会可设立工作组，以审查此类协定及其扩大或修改，并就其与本条规定的一致性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在一定时限基础上实施的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还应就协定的实施情况定期向理事会报告。第5条第5款规定，如果在一体化的缔结、扩大或重大修正过程中，某成员打算退出或变更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具体承诺，且与该国的服务贸易表中规定的条件不符，该国至少应提前90天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并应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1条（减让表的修改）中所规定的程序。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法律对策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及其构建意义
（1）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第24条第8款b项的规定，自由贸易区应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国之间实质上所有产自该领土的产品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如必要，按照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和第20条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外）。一般来说，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享有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关税决定权和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对原产地规则的遵守。
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ement，ftas）指的是国家之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ftas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另外，ftas还可依据gatt和wto的“授权条款”签署，其较一般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更为宽松。
综上，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安排，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即为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即为中日韩三国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而作出的贸易安排，协定所形成的区域即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2）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尽管中日韩之间因政治、历史等方面问题的困扰，加之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量存在，给三国间的经贸往来蒙上了阴影。但总体上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中日、中韩、日韩的贸易增长均超过中、日、韩在全球的贸易增长。虽然三国在农产品、汽车和钢铁等方面存在贸易摩擦，但三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即在国际分工中明显的竞争和互补关系，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很大可能性。另外，中日韩民间团体、企业和政府都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做出了积极努力。
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成立，必定会给三国提供更多贸易创造的机会，促进三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国间相互投资的增长，有利于三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对于中日韩在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政治、历史、外交纠纷等的化解也有着积极作用，进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
2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国际法律问题分析
（1）从签署主体上看多边协定较双边协定的签署困难。从世界范围内看，由于wto框架内多哈回合、坎昆回合以及中国香港回合谈判的不果而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进口中的贸易歧视措施的设定以及发达国家彼此间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重重受阻。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将经济贸易合作的领域由“多边”转向“双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其经贸合作最为重要的手段和形式。目前，日本对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态度并不积极，加之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搁浅，中韩自由贸易区尚在研究之中，中日韩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较中韩、中日与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困难。
（2）从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上看自由贸易开放范围的谈判任重道远。鉴于区域自由贸易本身会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wto对自由贸易区作出了两条限制。其中之一是必须是区域内全面的自由贸易，而不能仅仅是某些方面的优惠。即自由贸易范围的不完全开放性是不符合wto框架下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协定的签署需要缔约国在货物贸易、投资、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达成共识。其中货物贸易所包含的农产品、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等产品的贸易，涉及三国的敏感产业。如果三国就各自的弱势产业坚持实施保护措施且互不退让，不能实现贸易范围的全面开放，很可能会使谈判陷入僵局。
（3）从拟签署协定中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看其选择适用的局限性。中日韩同为wto成员，虽三国间贸易争议不断，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的微乎其微，且中国多是以应诉者的身份出现。尴尬的是，在程序问题上，协定的缔约方因受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制管辖权的限制，不能排除对其的选择适用。在实体问题上，wto争端解决机制首选wto体制下的协议作为法律依据，即使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官在裁判时“造法”也显得十分谨慎，从而使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处于窘迫地位。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市场的缩小且效率较低，使得一种可供涉外争议较为高效、便捷解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使用成为必要。
3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法律对策
（1）实现从双边到多边协定的逐步过渡。根据目前的情况，中日韩之间可依gatt（1994）第24条第5项以及gats第5条的规定，先签署临时协定，然后在合理期限内实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和进程安排。中国可以先同日韩签订三方临时协定，然后根据时机的成熟，分别签订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有步骤地实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2）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与wto相关规则相符合。在贸易开放范围的具体安排上，可以参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先在货物贸易领域实现自由化，然后根据对外贸易实践在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同时可以借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内容，与日韩开展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