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数据；税收“新常态”；税务机关
一、引言
自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后，“新常态”迅速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经济关键词。作为一个含义丰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经济“新常态”已在政府和社会各层面得到认同并成为共识。经济“新常态”客观上决定了税收“新常态”，而税收环境的复杂深刻变化也催生了税收“新常态”。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科学认识和积极应对税收“新常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今信息技术领域最热门的概念之一就是大数据，其在解决税收信息不对称、促进税收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税收作用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必将对我国税收“新常态”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税收工作的“新常态”的三个特征
界定税收“新常态”，并不容易。状态不论新旧，均需至少维持一段时间，才可能称得上常态。一种状态能保持相当一段时期，且区别于过去，才称得上“新常态”。像经济“新常态”一样，税收“新常态”尚未完全成为一种稳固的形态。笔者认为，所谓税收“新常态”指在现代税收治理新理念和新规则的基础上构建的较稳固和可持续的新秩序、新态势和新状态。经查阅相关文献，笔者将税收工作转为“新常态”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变化梳理如下：
（一）税收工作的思维惯性正从“管理纳税人”向“服务纳税人”的“新常态”转变
税收事务与纳税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为纳税人提供良好的专业纳税服务，是税务部门的职责。构建良好的征纳关系，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也将是税收“新常态”的表现之一。事实上，传统的税收工作思维以纳税人有罪判定为假设前提，以管理和监督纳税人为惯性思维，习惯于用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税收执法中的问题，把打击逃税作为税收执法工作的全部内容或主要方面。现在，在尊重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满足纳税人合法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和遵从度，将是不可逆转的税收工作“新常态”之一。
（二）税收工作的行为惯性正从“任务至上”向“税收法定”的“新常态”转变
依法治税不妨碍税收收入任务的确定，税收收入是一个可以较全面评价税收征管效率的指标。征多少税，与税收潜力有关。税收潜力可以转化为预测的税收收入，并进而转化为税收管理意义上的税收收入任务。预测总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假设条件。一旦某个条件不具备，实际值就可能偏离预测值。因此，收入任务即使不能完成，也还需要作进一步分析，探究影响因素，而不是仅以此为依据，就问责税务征管机构和相关个人。这种收入任务更不能成为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施压的指标。应收尽收，不放水，不收过头税，税务机关只要依法征税即可。
（三）税收工作的制度惯性正从税收管理员“各事统管”模式向税源管理的“分级分类+专业协作”模式的“新常态”转变
随着纳税户或税源户的大幅增长以及跨行业、跨区域企业集团的日益增多，关联交易、虚拟市场、电子商务等新兴经营模式蓬勃发展，税收征管制度必然需要升级换代或转型升级。以信息管税为依托（包括纵向信息的大集中以及横向信息的大分享），以分级分类管理为原则（如按规模、行业和区域相结合的科学划分原则），全国各地税务机关大量组建了税源专业化管理团队，重组了税收征管流程，实现了税务人员与企业类型的“专业对口”，大大提升了税收征管工作的质效或绩效。尽管以税源专业化管理为导向的税收征管改革依然在路上，但这种税收“新常态”已然确立。
三、大数据对构建税收“新常态”的催化作用
（一）大数据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专业纳税服务
面临构建良好的征纳关系，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这一税收“新常态”，纳税服务应该让纳税人体会到更多的便利，尽可能向纳税人说清税款的去向。而大数据能使得涉税数据和信息都完全透明，税务机关凭借其掌握的涉税信息也能进行对比、挖掘、分析，从而能掌控信息的正确性，防范风险，从而提高征纳双方的互信度。另外，大数据还能利用其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增进税法知识普及并依托网络平台开展纳税指导和培训，可以加强征纳双方的沟通和交流。
（二）大数据有利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
为了提高税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税收的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税务机关利用大数据先进的技术和详尽的数据能够系统、充分地掌握纳税人的信息，税务机关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甄别、过滤、对比、分析涉税信息可以确保在纳税申报时点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并通过后续的工作如监控税源来防止税款的流失。并且税务相关部门还可通过对年度相关数据的分析探究来评估和预测下一年度的征税风险，从而提高征税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三）大数据为税源专业化管理提供支撑
“大数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重要手段，为实现税源管理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进而推动了税源管理的革命。税务机关凭借大数据能够从各方位获取各种涉税信息，开展税源监控，完成税收征管的使命。在大数据条件下，如果法律充分保护税务机关获取全面的涉税信息，那么税务机关就能全面分析掌握除了交易双方之外的涉税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信息，从而使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大数据”技术体系建立一套全口径、多层次的涉税数据采集平台，全面贯彻落实健全税收监管协调机制，加强综合治税，做到依法征税、科学征管、应征不漏。
四、小结
运用和发展大数据的手段、方法和思维，定能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专业纳税服务，确保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实现税源专业化管理。实现对税收制度的选择、税收政策的运用、税务机关的行为有更多的约束，使纳税服务更有效率更加贴心，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得到更充分发挥的税收“新常态”。（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谭荣华，焦瑞进.关于大数据在税收工作应用中的几点认识[J].税务研究，2014，（9）：3-5.
[2]王向东，王文汇，王再堂，黄莹.大数据征时代下我国税收征管模式转型的机遇与挑战[J].当代经济研究，2014，（8）：92-96.
[3]孙开.大数据_构建现代税收征管体系的推进器[J].税务研究，2015，（359）：96-99.
论文摘要：纳税遵从是衡量一个国家税收征纳关系是否和谐的标志之一，因此研究纳税遵从对于从根本上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关于纳税遵从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作了简要的说明。以期为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国外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1.1对纳税遵从理论模型研究
纳税遵从的正式理论研究起始于1972年allingham＆sandmo的《所得税逃税：一种理论分析》。他们在“纳税人都是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建立了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即a—s模型)。他们研究认为，纳税人作出纳税遵从或不遵从的决策只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从理论角度论证出罚款率、稽查率与纳税遵从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税率与逃税之间的关系不能确定。a—s模型是第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的静态研究模型，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和方向，但也存在若干缺陷。
aim(1992年)用期望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纳税遵从度高于预期效用理论得出的遵从度。认为人们纳税的可能原因是高估了稽查概率。所以在低概率损失面前，纳税人是风险厌恶型的，所以选择遵从。
elffers和hessing(1997年)的实证研究表明-有意提高预扣税款可以提高纳税遵从。因为人们往往将获得税款返还视为一种获得。而将补缴税款视为一种损失。
1.2对纳税道从成本的研究
纳税遵从成本的测量源于1934年，海格(haig)首次对税收体系的遵从负担进行了正式地估算，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税收流失现象充斥各国，遵从成本问题才开始在国外的研究中凸现出来。当时的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英国学者锡德里克·桑德福(sandford)的《税收遵从成本：计量与政策》和《税收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两本著作。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对全都税收或某项税收的遵从成本进行测量。且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抽象调查的研究方法。美国slemrod(1989年)的对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遵从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得出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不遵从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即税收遵从成本越高，则税收不遵从程度也越高。
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税收遵从成本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编写纳税遵从成本的指导年鉴。现代的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的重点也不同于最初测量的目的，它不再是对仅整个遵从成本进行测量，更重要的是估计特别税收条款变化的影响。blumenthal和s|emrod(1995)在《美国的近期税收遵从研究》中就提到，他们的研究目的除了研究纳税遵从成本的规模和组成成分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公司的税收状况与遵从成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要了解企业对当时税改方案的态度以及对税改措施的建议等等。
2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
国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直接研究纳税遵从的课题不是很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及西方国家。
王火生(1998年)、麻勇爱(2002年)、张文春(2005年)对国外纳税遵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并分析了其对我国税收征管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马国强(2000年)在借鉴西方学者对纳税遵从和不遵从多项分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更集中的概括；将税收遵从分为防卫性遵从、制度性遵从和忠诚性遵从；将税收不遵从分为自私性不遵从、无知性不遵从和情感性不遵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决定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税收观念、二是税收知识、三是税收制度、四是纳税程序、五是逃税成本。
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对税收流失的研究相对密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税收流失规模的测算、成因的探讨以及对策的提出上。马拴友(2001年)、郝春虹(2003年)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税收征纳行为分析中。研究得出纳税人与税务当局的非合作博弈。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分别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稽查和逃税。税收流失表现为征税中存在的纳税人与政府、政府与纳税人以及政府、税务机关与税务人员三种委托问题。贾绍华(8002年)采用现金比率法和税收收入能力测算法，利用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税收收入流失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1995—2000年我国的税收流失率均在26％以上。
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雷根强、沈峰(2002年)介绍了纳税遵从成本的概念和分类、分析其组成要素，提出了在我国应重视对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李林木(2004年)对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的研究成果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特别是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评估和构成作了比较详细地介绍。
李林木(8005年)结合我国的实际对纳税遵从同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奉行成本方面，提出了测算我国企业税收奉行成本的系列公式。并通过抽样调查推算了我国企业的税收奉行成本；在税收威慑机制方面，提出了建立我国“第三方税源信息报告”制度、信息化的税源信息比对系统和税务审计选案系统的构思；在税收激励机制方面。研究了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诚信激励政策，还研究了国际上旨在激励税收不遵从者改过自新的税收赦免政策，并评估了这一政策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他的研究较为全面，也给我国当前的税收征管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得前(2007年)研究了税收道德与纳税遵从之间星正相关的关系。作者将税收道德定义为促使纳税人付税的内在动机，是纳税人自觉支付税款的意愿。从关系契约的角度研究指出，公民的税收道德在相当大程度上内生于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税务机关及公民与公民的互动之中。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纳税人的税收道德，主要体现在司法腐败和安全这两个因素上。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对税收道德有显著影响。而收入水平和接受教育的程度对纳税人的道德没有显著影响。作者对税收道德的研究在国内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中是比较有新意的，拓宽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范围。
总的说来，国内学者对纳税遵从的研究大多是对国外纳税遵从经验的总结，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在研究视角上较窄，更多的研究仍局限于税务机关本身的实际税收管理模式、具体的征税方式等，割裂了纳税人、征税人关系角度去考察，没有从整个环境角度如管理机制、行为机制等来分析问题，对纳税遵从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此外，研究中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利用不够，具体治理对策的提出缺乏理论支撑，也没有形成相对系统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