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关键词：资本；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空前恶化。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指出，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在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时，人们的观点却莫衷一是，有的将其归结于科学技术，有的将其归结于人的贪婪或人的认识，还有的将其归结于人的消费。事实上，他们的探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那么，什么是问题的根本呢？问题的根本在于，要审视当前人类的生态危机，就要先审视当前整个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本质上看依然没有越出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所指涉的范围，即依然处于资本时代。对于任何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都不能脱离这一时代背景，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在当代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立足资本时代的视角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对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资本的本性与资本时代
资本是资本时代的核心要素，是现代社会一切现象的起因、动力和内在灵魂。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就是不受束缚地追逐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扩张而增殖自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马克思的这一精辟见解不仅指出资本的本能在于增殖自身，还指出了资本扩张的起点是生产劳动。正是在生产劳动中，资本通过对活劳动的吸吮、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攫取而使自己不断地增殖和膨胀。通过这种增殖和扩张，资本的权力越来越大，它不再单单是一种经济权力，而是成为现代社会全部权力的基础；它也不再是单纯的地区性权力，而是成了世界性的权力，将整个人类社会推入资本时代。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扩张，于是在此时代中，“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讲，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大”[2]268。
对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象地写道：“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3]追求资本的不断增殖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原则。
惜一切代价，甚至是人的生命。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一书中以活生生的事实揭示了资本的本性。1984年12月，美国的跨国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开办的一家农药厂发生严重的毒气泄漏事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震惊世界。对于伤亡人数，各种说法可能不一致，但事故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是公认的。据克沃尔介绍，在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中，大约造成8000人死亡，超过50万人受伤，受伤者中有5万~7万人无法治愈。在此后的二十几年里，受害者中每个月都有人死去，直到今天，还有受害者深受身残折磨。克沃尔说：“这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工业事故，博帕尔已经成为工业进程给人类带来危险的代名词以及生态灾难本身的象征。”[4]28在克沃尔看来，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工人操作上的失误，也不在于这个公司特别贪婪，“而是这个制度要求它不断削减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4]35。公司之所以在印度投资，就在于能够获得超过国内的利润。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尽可能地减少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公司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甚至以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命为赌注。设在印度的工厂和设在美国本土西弗吉尼亚的工厂在生产设计上是一样的，然而在环境安全防护措施方面却采取了双重标准。印度博帕尔农药厂只有普通的装置，而设在美国的工厂除装置外，还装有电脑报警；博帕尔农药厂建在人口稠密地区，离火车站只有两英里，而美国本土的同类工厂却远离人口稠密地区；在美国，工人的安全防护措施是完善的，而在印度，公司则拒绝给工人配备应有的安全防护措施。克沃尔指出，如果工厂设计得更合理些，安全措施更完备些，博帕尔那样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
为了获得利润，资本甚至不惜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那么，牺牲一些青山绿水以及干净的空气和宝贵的森林又有什么值得奇怪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异化的时候，不仅是指劳动异化，也是指自然异化。而且马克思指出，不管是劳动异化，还是自然异化，都是由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造成的。可以说，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资本在残酷地掠夺和剥削工人的同时，也必然向大自然展开残酷的掠夺，而丝毫不去考虑也不可能去考虑这种掠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作为资本时代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本性不仅决定了资本的反人性，也决定了资本的反生态性。
二、资本的反生态性
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依赖自然界。“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5]而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阶段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一个自然的世界，资本则创造了一个人工的世界，资本作为新的造物主而领有现代世界的一切”[6]，包括自然界。在此阶段中，自然界不再是神秘莫测之物和恐惧的力量，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务于人的需要”[2]393。
为了增殖和扩张，资本驱使着它的人不断向自然界开战，企图把整个自然界作为有用物投入到资本生产中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单纯的功利关系、占有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本性使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进行扩大规模的生产，而降低生产成本的愿望又驱使它到处寻找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这就致使资本要不断地、毫无节制地榨取自然界的各种有利资源，对自然界进行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式的掠夺性开发，结果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激化。另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本性也使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7]120，“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7]121。消费品的迅速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盛行，是资本扩张本性的必然产物。而这又必然会加剧生态环境的失衡。因为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消费社会的到来，会进一步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带来更多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其结果是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正如福斯特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8]3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承认任何界限的存在，它要打破一切加之于自身的限制，以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更是要利用其先发优势，扩大自己的运动空间，把自己的触角尽可能地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资本的推动下，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本的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建立联系，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全球推广，结果是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具有全球性的、最具杀伤力的。在反对全球变暖的运动中，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各国政府首脑等都在分析全球变暖的结果以及设想如何遏止全球变暖。但结果如何呢？受制于操作和欺诈的《京都议定书》，只不过是起着扩张资本的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从气候变化中牟利，根本不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一些公司表面上的环保行为仅仅是出于利润需要的公关活动，是以绿色为幌子来掩饰其反生态的行径。比如，借助“碳排放权”这一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碳基金公司不但将碳排放权商品化，还推动了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借助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西方发达国家轻松逃脱减排义务，并再次站在世界经济伦理的检阅台上，为全球经济启动新的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却靠牺牲本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再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曾这样说过：“在你与我之间，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最不发达国家吗？我认为，向最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倾倒有毒废物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面对这一事实……我总认为非洲一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远未被污染，它们的空气质量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相比，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4]82对于萨默斯的这种论调，福斯特曾经指出，它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丧失理智，而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暴露，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8]55
残酷的资本竞争、金融资本的短期利益追求、庞大的公司规模和冷漠的官僚管理体制，所有这些都使资本距离自然越来越远，远到现实的自然反倒成了抽象的有用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自然容纳和化解毒害废弃物的能力也是超凡的，人类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因为大自然像母亲一样是无限宽容的，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当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关于“绿色”、“环保”“低碳”的神话便诞生了。环保汽车、环保购物袋、环保电池、环保家用电器等，仿佛只要消费了这些冠以“绿色”、“环保”等字的商品，人们便可以轻松地卸下心中的负罪感和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焦虑感，一如既往地“过度消费”。实际的结果是，消费主义化了的环保或者说商品化、资本化了的环保，根本面对不了真正的环境问题，也根本解决不了生态危机，因为这样的环保并没有触动资本本身，也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是以“绿色”、“环保”、“低碳”的名义被资本收编，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监管资本着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规划2023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更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增长同步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民众对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所以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如果这些瓶颈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正是基于事态的严重性，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如前所述，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那么，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要反资本，甚至消灭资本呢？不是的。虽然说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但在人类社会目前的情况下，资本还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它的历史积极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资本的不可遏止的扩张中，资本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也推动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尽管是通过异化的手段。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凡是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必然要以势不可挡、横扫一切的威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对于那些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依然具有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某种进步因素。这也是马克思所充分肯定过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还要利用资本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之中。另外，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真金白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单纯地以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做法；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加强对资本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尽可能使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小，从而使资本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转变思维模式和做法。不可否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来说，不管是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它们都具有资本的一般本性，即追逐利润最大化。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也存在着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现象，这尤其表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GDP的顶礼膜拜上。作为一种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GDP主义正是资本狂热地追求最大化地增殖自身的本性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资本所有者为了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不惜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甚至违主义社会的法律。最近屡见报端的食品安全事件和饮用水污染导致的群体性致病事件，都将事实真相指向了一个方向：公有资本的经营者和非公有资本的所有者都不同程度地被资本获利的逻辑诱惑和奴役，俨然沦为了资本获利逻辑的工具。所以，中国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走出单纯地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衡量指标的思维模式，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更开阔的视野中。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以GDP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转变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而且，这里的以人为本，不仅是指以当代人为本，还指以后世子孙为本；不仅指为满足人的当下基本需要为本，还指以人的长期保障和长远发展为本。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GDP主义及与其相伴随的以金钱驱动为特征的经济盈亏底线，以可持续性的而非掠夺性的方式对待自然。“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我们的斗争将告诉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这才是21世纪的真正希望所在。”[8]34-3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走出GDP主义，并非意味着主张经济不能再增长或发展了，这对于仍然处于贫穷状态的地区和国家来说是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而只是想强调说明人们对经济发展内涵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就像科学发展观所强调指出的，科学发展不是不要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以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
就第二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积极调控和监管。如前所述，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依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还要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好经济增长和资本扩张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虽然资本具有反生态性，但社会主义社会毕竟具有特殊性，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也具有其特殊性。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来说，它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就能够保证国家对国有、集体等公有资本以及外资等非公有资本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以及科学合理的安排和利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和政府的思路应该是将经济发展和资本赢利与生态文明的建设进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整体目标结合起来，使资本的赢利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从而规避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资本赢利而破坏生态环境的风险。我们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具体来说，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和引导，对资本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管，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比如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和计划，对经济活动参加者的经济行为进行引导和制约，扶持新兴绿色产业的发展、奖励积极采用绿色技术的企业、严格限制企业的排污量等。再比如通过制定、完善和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通过法律法规来赏罚分明地规范各类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利用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种新思路，还需要深入研究，毕竟它涉及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如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官员的政绩考核方式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和执行问题等。但笔者相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向前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规模展开，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会很快多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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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文明影片以其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美好的寓意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并通过高校思想政治课的途径来广泛地宣扬生态文明保护意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向功能:引导大学生正确地认识生态问题，使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作为影视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大自然美好风景的展示和对破坏生态平衡后果的描述充分反映了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大学生在观看生态文明影视作品时会受到精神上的启迪，这样不仅加强了对社会主义优秀意识形态的宣传，同时，也对建设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影视文化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创作一些反映社会正确价值观的作品来对观看者进行视觉和心理的刺激，从而激发其内心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影视文化的机制对于形成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天安门广场上播放的宣传片———《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对祖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相关问题所提出的最新战略部署，突出了大力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像这样通过对以生态文明保护为题材的宣传片的播放，将其中的正面价值观日渐融入大学生的民族气质里，使每位大学生在观看此类影片后都能对生态问题产生正确的认识，并体会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二)激励功能:激发大学生的生态保护责任意识，使其形成生态道德观
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影响着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态文明影视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态观来激发学生对生态文明保护的责任意识，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例如:影片《鄱湖浪》描述的关于鄱阳湖退田还湖以及建设生态经济开发区的曲折过程，讲述了潘阳湖近半个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展示了人们对生态文明保护观念的认同与保护生态文明的努力实践。
(三)实践指导功能: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态行为习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层面、价值观层面的教育。运用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从而指导学生的实际行为活动并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纪录片《守望》就充分地体现了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该片细致地描述了福建人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保护大自然的平衡发展以及与大自然和平相守的感人故事，也提出了今后我国环境将面临的生态难题，以此来警示众人。通过此类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大学生将其所接受的思想认识、道德内容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素质和人格品质，继而将这种优秀的品质转化为现实行动和行为习惯。
二、生态文明影视作品的发展方向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必须积极配合高校做好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活动，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课的平台，将影视作品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课中去，这是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强生态文明影视作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现实需要。
(一)倡导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大学生是当今社会弘扬生态价值观的主要力量，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来提高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对于将我国建设成为美丽、文明、和谐、无污染的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高校作为培养现代人才的摇篮，应该将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这一主题贯穿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味地采用传统的、单一的书本式教学，非但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心理需求，反而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在创作影视作品时，要想达到完美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倡导生态文明的主旋律，积极弘扬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念，促使学生主动关心生态问题，主动参与生态文明活动，充分发挥影视作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二)弘扬传统生态文化，培养生态文明行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而公众参与理论的先驱Arnstein认为：“公众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托马斯指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过程已经成为更多公共管理者直接面对的环境与情景。”[3]在分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的国内目前研究状况时，采取了文献研究的方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研究成果集中在：（1）公众参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理论上，公众参与机制有助于增强公众自身的环境意识、发挥监督作用、提高行政效率[4]。公众参与机制具有权力平衡功能，其运作的效率直接影响到“控权”作用的发挥，为有效实施，必须改革[5]。（2）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途径。我国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但已经摆脱了单纯由政府主导的局面，“以人为本”“生态文明”等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日见深入人心。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长模式来看，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在扩大，方式和途径也多种多样，听证会业目前已成为主要形式之一，但仍然处萌芽期[6]。（3）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缺陷。公众参与形式的限制和欠缺，导致居民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停留在原则性的层面上。（4）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对应措施。①“义务”向“权利”的转变；②确定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③公众参与程序立法制度的完善，保障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施；④加强执法，使公众参与不走形式；⑤提高公民素质，强化参与意识和参与实际能力。总体而言，公众参与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自发的”公众生态意识与公众参与机制的实施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低下与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低效率却表现出双向制约关系。”[7]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意识的强化是公众参与机制运作的前提，那么对生态环境权的主张就是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实施基础[8]。但上述研究，对于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表达机制普遍在于理论层次的研究，缺少具有一定地域特点、深入实地、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性质的调查研究类研究文献，而这正是本文希望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居民公众参与实践的调查来完善的部分。
2研究设计
2.1调研背景
创建公众参与和谐社会的氛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同的发展。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和公众的满意度，促进政府和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动，当然这种有效表达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机制。公众参与是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只有发挥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尊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知情权、给予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监督权，才能构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本文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有效表达机制的主要载体。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既承载着保护“一湖清水”的环境使命，又肩负着引领江西地区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要以促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努力把鄱阳湖地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9]，是研究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良好范本。
2.2问卷的编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范围包括南昌市、景德镇市、鹰潭市，以及周边的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全区共38个县（市、区），国土面积约5.12万平方公里，2008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948亿元，年末总人口2006.6万人[1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中涉及的城市广、居民多、公众参与的全过程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头绪繁杂，本研究遵循了“查阅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预调研，界定选题，确定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和社区访谈，统计数据分析，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通过查阅文献，对省内环境政策研究专家进行结构化访谈，同时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南昌、九江、景德镇、吉安和抚州等5个城市的热心市民进行开放式预调研，收集到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建议与诉求67条。合并归纳后选取其中29个具有代表性的条目形成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参与表达机制的核心问题部分，该部分分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10个问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9个问题）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10个问题）等三个部分，采用五点评价法，要求被试者对问卷中的题项与自身的了解做出唯一回答。
2.3对象与方法
2.3.1对象
2011年10月至2012年3月，在南昌、景德镇、九江、抚州和吉安等5个城市通过便利抽样方法，让被调查者面对面填写问卷（自填式问卷）并当场收回，同时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通过电话进行访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489份，有效率达到81.5%。通过表1中的数据可知，在有效回收的489份问卷中，男女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职业构成与地区构成均具有一定的覆盖面，虽然被调研人的年龄集中在18～30岁之间，这种情况造成的主要原因是该年龄的居民更加愿意配合我们的调研，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公众参与的“新一代”年轻力量。综合上述情况，作为探究性研究而言，本次调研仍不失为一份宝贵的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第一手资料。
2.3.2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内容就被调查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和参与程度，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评价和被调查人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前说明调查目的和保密原则，采取无记名方式并现场收回（或电话记录）。
2.4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部分问卷回答的汇总
问卷的第1、2、3、4、8、9、10、11、18、19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调研问卷的基本部分：涉及被调研人的个人社会公益基本情况、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了解程度、参与程度、基本态度和参与途径等五方面。因为均为常规问题，非本次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评价调研问卷的核心问题部分，所以仅进行分类汇总，其汇总百分比表如表2所示。通过该部分的数据，从Q1、Q2、Q3、Q4和Q10的回答情况，不难发现当前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热情（“希望参与”，32.5%）和参与情况（“有参与”，3.3%）并不乐观，大多数的公众处在观望状态（“只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项目才考虑参与”，16.6%），他们并不是十分热心（“只是关注但不会实质性地参与”，35%），但也不完全把自己视为局外人（“愿意尽量配合占”，76.1%），对于Q9，人们已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开发区建设（7.6%），而有了“生态经济开发区”（77.3%）的呼声，这与王素芳等人研究中所提出的“萌芽期”的结论是相吻合的，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任重道远，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需要长效地培养。在培养时，宣传途径首选的是电视（29.2%）和网络（26.4%），参与途径可选择公开政府信息（65.6%）、微博（61.3%）、媒体热线（58.9%）、调查问卷（55.2%）和项目听证（50.3%）等，在引导公众参与时要把公众的意见落到实处，改良公众参与有效表达机制，提供便利可行的工作渠道，而不挫伤公众参与的信心与热情。既然引进公众参与，就不能“务虚”，出现走形式走过场，这值得某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深思。
3.2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用来反映问卷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对于江西省公众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居民问卷调查核心问题部分进行了三个维度及一致性信度检验，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和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等三个维度的同质性系数分别为0.687、0.717、0.676，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682，一般而言，该系数在0.6～0.8之间就可以表示内部一致可信度较高[11]。效度涉及调研结果是否正确，本次调研问卷的结构效度检验结构为：两两相关系数在0.213～0.519之间，各因素均显著相关。
3.3探究性因素分析
针对问卷核心部分的第一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机制的要素和第二部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常见观点所持的态度这两部分的结论，本文采用探究性因素分析。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KMO的统计量为0.833，Bartlett球性检验值为8950.52（P=0.000），两者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明本文采用探究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是适合的。根据研究结果选择的四个因子解释项目总方差达到78.44%，将这四个因子的命名和所包含的题项如表3所示，研究结果要表明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利益表达机制，只有政府充分重视，对投资项目有效管理，提供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提高公众参与程序的透明度才能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协调的耦合机制；就公众而言有效利益表达需要提高自身的素质，比如对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参与公共事务的信心与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等。除此之外，为了使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有效利益机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还必须匹配相适应的议事协调制度和信息平台建设，加大宣传，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比例、专业要求和奖励措施等等。
3.4公众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注情况
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回答评价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因素的重要程度，考查被调研人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的关注事项，进而回答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更加关心的问题。在问卷设计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可能带来的益处分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提升江西品牌影响力、提升江西旅游资源水平等十个方面，采用五点评价法对其重要程度进行调研，这十项评价的平均分依次为：3.26、2.99、4.10、2.61、2.81、3.44、3.25、3.82、3.25、3.31，评价分越高，代表公众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时越加关注，关注程度前五项依次为：改善生态环境、提升江西的品牌影响力、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江西的旅游资源水平。为了研究参与的不同人群结构（是否在鄱阳湖湖区、年龄、公益热心程度和工作性质等）对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程度的差异，在SPSS17.0中对数据进行了独立t检验，其结果如表4所示。鄱阳湖经济区比非鄱阳湖经济区的公众更加关注“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多地投入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而非鄱阳湖经济区的民众并不能享受到这部分的收益，所以在非鄱阳湖经济区公众利益表达机制中该部分差异显著。从年龄段而言，18～30岁的公众对于体现发展的“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增加居民收入”的四个指标比其他年龄段更加关注，18～30岁正是人生发展的年龄，正所谓“三十而立”，而个人的进步必须与社会的进步同步，同时该年龄段的公众因为处于财富积累初期，故对收入也较为敏感。基于自身利益出发，职员与其他人员在“吸引外资”和“增加财政收入”有显著差异，外资的投入、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于职员而言意味着更好的就业环境、可能的更高收入或者潜在的发展平台，这也是自身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体现。而热心的公益人士比不热心公益的人士更加关注“改善生态环境”，对外界环境的关注本就是公益人士的特点之一。通过上述分析，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表达机制中，不同居民的参与诉求的出发点是“和而不同”的，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考虑，否则由于自身关注度的冲突，公众参与也有可能如“散沙”般形成不了合力，那样的话，对生态文明建设能够产生的影响将十分的有限。
4结束语
（一）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界定在以数字化和可移动为特征的网络技术为特征的信息社会里，新媒体的及时性、互动性、个人化更加凸显了网络公民媒介素养的重要性，网络媒介素养成为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道德修养，而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也直接影响着其是否适应并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关于媒介素养的认识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介及其信息的甄别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及思辨的反应能力。［4］由此延伸的网络媒介素养包括认识网络媒介、参与网络互动、利用网络媒介等三大方面。其本质是网络成员处理自身与网络媒介关系的基本能力。媒介素养教育在于培养社会公众的媒介素养，使其不仅能有效使用媒介，还具备准确理解、甄别媒介信息的知识结构和基本能力，营造健康的媒介生态文明环境。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则是指通过给大学生传授网络媒介及其素养的基本知识，培养其对网络信息的甄别、判断能力，强化网络道德观念，提高其处理自身与网络媒介关系的综合素质。
（二）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视角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效能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强化网络舆论的自我净化功能，需要法治规范和网络成员的自我约束，应当尊重社会公众的话语权，能够体现社会理性的基本素养。其本质内涵与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有着内在的契合。大学生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在不稳定阶段，凸显了网络舆论生态系统对大学生的复杂影响。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课外知识的获及能力，提升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鉴别能力和思辨能力及其自律能力，增强其网络道德信念，积累媒介素养教育的有利因素；但也不能忽视网络舆论自我净化过程的不良因素会对大学生身心发展产生的负效应。因此，遵循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是大学生有效利用媒介所必须具备的软素质，有利于引导学生成为媒介信息的受众者，推动大学生积极融入于健康向上的媒介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释放网络舆论生态的正能量。
二、网络舆论常态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矛盾
尽管网络舆论有其自身需要遵循的“生态逻辑”，但是必须承认，网络舆论的特点以及各种不同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下所导致的众声喧哗是网络舆论场的常态。这种常态在复杂的媒介语境中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存在诸多矛盾。
（一）便捷的网络舆情与大学生媒介角色认知力偏差的矛盾在新媒体的广泛运用下，集合因各种事件的触动而导致的社会公众对类似事件的所有认知、看法、情感和行为倾向为一体的社会舆论借助互联网形成便捷舆情充肆着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每个环节。在此背景下的网络舆情呈现高度集中化的特点，其现实表现是网络公众，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更多青睐于使用微博等虚拟舆论场集中处理各方信息，形成多中心、多传播的网络舆情。这类信息的产生、形成、传播的速度在大大提高了大学生对网络舆情获及能力的同时，也要求大学生具备相应的媒介认知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新媒体环境下的大学生的网络媒介基础知识薄弱，对网络媒介的功能及其角色控制的认知能力较为欠缺，以至于丰富的网络舆论资源，难以成为大学生真正意义上获取信息资源、鉴别网络舆情的有效工具，其媒介认知能力尚未达到网络生态系统循环所应具备的水平。
（二）多元的信息内容与大学生媒介信息思辨力缺乏的矛盾新媒体时代的网络，是各种信息的输出窗口和消解阵地。草根民众、社会精英、新闻记者等不同群体不断活跃于这个平台上，随着他们不断的输送信息、发表观点、交流意见，越来越多的声音充斥于网络舆论场，使得网络成为社会各阶层实现话语权的重要平台，凸显了网络舆论对社会公众生活的强大影响力。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缺乏网络身份认同和有效技术监督的情况下，不同立场的多元信息难免夹杂着低质量的虚拟信息，需要用户具备一定的信息判断力过滤有价值的观点。虽然大学生对网络舆论的信息高度关注，但在网络舆论传播过程中对低质量信息的判断能力和思辨力较弱，对网络媒介信息的选择、分析和思考上存在偏差，容易在思想上为时而不断的“微博谣言”和“微博对掐”所“绑架”，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极为深刻的不良影响。
（三）虚拟的舆论主体与大学生媒介使用自律力不足的矛盾虚拟、匿名的舆论主体极易模糊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界限，它为社会舆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平台，有利于社会公众表达关切、伸张正义和呼吁权力，推动一些社会热点矛盾和问题得到及时的关注、解决，但也难免网络非理的发生，容易导致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出现网络极端化的表达。显然，还没有足够现实基础作支持的虚拟网络舆论迫切需要网民在融入网络媒介生态过程中要有足够的自律力。［5］而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学生因网络道德意识淡薄，容易受情绪影响，会不经意地在网络上类似不健康或不具可读性的语言，甚至出现极端的网络语言暴力和人身攻击、捏造并传播网络谣言以受关注等非理，影响舆论的正确走向，再加上大学生思维活跃、言语激进，在为网络舆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网络舆论的不稳定因素，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媒介使用自律力的情况仍需值得关注。
（四）互动的舆论传播与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缺位的矛盾新媒体下的网络舆论具有几何方式的传播能量，尤其在微博时代的网络舆论，其独有的传播特性有着更为强大的互动功能。应该看到，当前的网络舆论传播除了在短时间内可以自发地大范围地传播舆论，还能借助网络自治力量组织凝聚虚拟力量，将网民从虚拟空间延伸至现实生活，形成舆论场中强大的跨阶层、跨空间的社会影响力。由此带来的网络舆论传播负效应更需要通过强化对网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加以规避。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既有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未能涵盖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也不能维系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功能，加上很少大学生受过良好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他们的媒介素养更多是基于自发的网络生活经验积累，相关媒介素养水平难以承接强势推进的网络舆论传播。
三、基于网络舆论“生态逻辑”的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思考
在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日益渗透到高校校园文化生活中的趋势下，网络舆论已渗透大学生活的每个场合，而从网络舆论常态与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的矛盾来看，迫切需要高校、有关部门、大学生在面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时，都应遵循其“生态逻辑”，加强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
（一）净化大学生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基于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过程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具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效能，本文以为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的首选是建设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培养负责的网民心态和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并使之形成社会共识，营造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好氛围。［6］具体包括：加强网络舆论的技术监控和法律约束，强化行政和司法机构对网络舆论及非理性网络行为的监管责任，充分保护社会公众的网络话语权，保护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强化网络媒体形成有效的自律机制，确保所发言论符合事实真相；发展网络自治力量，建设网站舆论监督协会，及时清除低质量的网络舆论信息；加强制度建设，引导网络企业规避恶性竞争，避免因过分商业化的舆论诉求给网络舆论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制定校园网络管理规章制度，加强网络监管力度，优化校园媒介资源，宣扬积极的网络舆论态度，净化校园网络舆论环境。
（二）大力普及大学生网络媒介知识考虑到大学生是网络舆论场的重要参与者，但其对网络媒介的传播特性和表达方式及其理性认知还存在偏差，本文以为加强在校大学生对网络舆论的感悟体验，实施媒介素养方面的系统教育，大力普及大学生网络媒介知识，培养其网络沟通、交流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看待网络舆论尤为重要。具体可通过课程设置及互动教学、学术论坛、专题讲座、社团活动等贴近大学生主题生活形式向大学生传授网络媒介知识，帮助大学生掌握网络媒介舆论传播的基础知识和技巧，增进其对网络媒介舆论特性的认知。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加深大学生对社会舆论与网络传媒特点的认识。此外，还可以在尊重大学生作为网络舆论主体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微博等新兴网络媒介，在校园网络环境内部牵引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大学生进行互动的网络媒介交流活动，在此过程中建构大学生的媒介认知能力。如此，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普及网络媒介知识，建设高校内部完善的网络舆论交流平台，引导大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舆论获取有效的学习资源。［7］
（三）提升大学生网络舆情思辨力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各种表达都会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大学生是强势的网络舆论场中的弱势群体，容易被极端的网络语言和虚假的舆论信息所误导。对此，本文以为除了要大力普及网络媒介知识外，提升大学生网络舆情的思辨力十分必要。一方面需要培养大学生用正确的思维方式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舆情进行价值判断，倡导先进校园网络文化，帮助大学生能够遵循并适应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下的多元价值观念，自觉抵制不良网络舆情的干扰，在面对强势的网络舆情信息的时候，也能够自主确定正确的价值倾向，有选择地吸收网络舆论信息，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8］另一方面要发挥网络舆论的教育效能，利用网络媒介提供感兴趣的舆论话题，以此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大学生对网络舆情思辨的敏锐性。［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