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柏拉图，马克思，政治哲学观
〔中图分类号〕D0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041-05
政治哲学观是指在政治哲学的领域内对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以理念为出发点，试图通过教育来建设正义的城邦。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则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试图通过革命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前者的价值关怀是正义，而后者则是自由。不过，不论他们在内容上如何迥异，在终极的哲学理想上，在哲学改造政治的共同诉求上，他们都试图实现政治与哲学的合一或张力的消解。尤其是二者的共同精神气质，即改变政治、改变现实的精神与气魄，至今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基础内涵的不同
从基础内涵上来讲，马克思与柏拉图在以下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政治哲学观。
首先，从政治哲学观的根源上来讲，柏拉图强调理念论，而马克思则强调实践唯物论。柏拉图在继承巴门尼德关于永恒、不动的“存在”的思想基础上，把世界二分为经验现象的世界和超验理念的世界。他认为，永恒的理念是世界的本质，是真实的存在，而经验世界则只是现象，它“模仿”和“分有”理念世界。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当然首先必须是唯物的，再就是它必须是实践的，亦即是能动的活动着的唯物主义。而理念论之所以称作理念论，就在于它非常强调理念的至高基础性地位。因此，二者首要的分别就在于对概念的强调与对实践的强调。如果说概念指的是“是什么（即what）”的问题，那么实践指的就是“怎么做（即how）”的问题。也就是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首先注重的核心问题是“是什么”的问题，诸如什么样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样的城邦是正义的城邦，什么是正义等等。这种对“是什么”问题的追问，隐含着一个假设，就是在流变的世界背后有一个不变不动的始基，在现象世界后面有一个永恒完美的模型存在。并且这个模本是不会随着现象世界的流变而变化的，它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基础和根据。因此它就是这个世界的参照。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则不然。马克思更多地不是去考虑“是什么”的问题，而是面对糟糕的现实世界本身，提出一种得以改变现实政治世界的“何以可能”和“以何可能”（即how）的问题。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中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模本，更不存在模本与现实政治的对立，存在的只有对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批判以及对由此所生成的政治理想的信心。因此马克思通过把哲学建基于生活世界，彻底消解了柏拉图理念论的悬设，从而使人们关注的视角从传统哲学的“是什么”更多地转向“怎么办”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把哲学的全部问题看作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其次，从哲学与政治的基本关系来看，他们都强调哲学对政治的指导作用，只是实现方式不同。柏拉图的理念论意指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就是政治与哲学的对立。从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引申，我们不难发现哲学作为对智慧的热爱与代言人，是高高在上的，而政治在它眼里只是处于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东西。这样的话，现实的政治必须听从哲学的指导，因为只有它能言说真理。因此从柏拉图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根源上说，哲学是政治的指导者。再者，在柏拉图那里，哲学所言说的政治一定是最好的政治，是政治的理念，这个理念必将成为现实的政治的模本。不管现实政治是分有还是模仿那个哲学所探讨出来的政治的理念，哲学上的政治始终是原型，而具体政治则只是不同程度的模本。从这个形而上学的根源上来说，对政治而言哲学就是一个画好的美人，是所有现实的美人的参照，而现实的政治就是对这个美人的不同程度的模仿与分有。
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提出哲学必须转化为实践的力量。他认为哲学必须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P75）。马克思的实践论更是在理论根基上解决了哲学必须观照政治的主张。马克思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停留于解释世界，我们的问题是改造世界。我们不能再像柏拉图那样勾勒出一个“美人”来，而应该在现实的世界里通过实践去创造现实的“美人”。马克思说，哲学要探讨的不是现成的、既定的实体性存在，也不是外在于思维主体的存在，而是人的社会存在。而实践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点就在于，人是通过改变其他存在而存在的，是通过实践而存在的。这样，柏拉图那种在思辨层面上哲学对政治的绝对指导性地位在马克思这里变换了形式和内涵。马克思也同样要求哲学必须面向政治面向现实，但不是通过思辨的方式，而是通过人类实践的生产生活过程。马克思给出了哲学指导政治的现实的活生生的道路。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即使神秘的意识，也能从现实生活实践中找到其存在的根源。
最后，从哲学对政治的最终影响来看，他们都充满了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但是，柏拉图陷入了解释世界的窠臼，将其理想国建立在虚幻的理念基础上，而马克思则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
对理想世界的向往既是柏拉图的理念所指向的政治诉求和他毕生最大的心愿，也是马克思整个理论体系构架和政治行动所指向的重要目标。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理念就是城邦理念，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设计出一个让现世和未来模仿的理想的政治模型。他盛年时写的《理想国》，就是这样一个方方面面井井有条，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柏拉图自己就说这样一个国家也许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但不能否认它作为哲学家们画出的美人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理想主义者不是从事物发展的具体需要中去确立价值的目标，而是从抽象的概念或观念出发去研究问题，并沉溺于抽象的思辨之中。他们的政治哲学对现存政治的批判与超越仅限于理论层面，他们渴望承载改变世界的使命，但是也因此却始终走不出解释世界的窠臼。毕竟以解释世界的感召方式影响现实政治与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理论指向毕竟不是一回事。而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得以改变。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不仅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实现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同时在现实的人的基础上指出了人的解放的现实途径。在思维方式上，他彻底变革了柏拉图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从现成的思维方式走向生成的思维方式，从柏拉图那种静止的本体论走向了运动的实践论，在价值层面上，他不再停留于政治解放而是将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视为最终的价值诉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由柏拉图开创的政治哲学的思辨传统，同时也批判地汲取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新元素，如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不再执着于构建永恒不变的政治理念，而是试图从人类现实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生长出一种历史变化规律的学说。也正因为这一点，这一学说是直接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和历史的，从而摆脱了思辨的桎梏。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最重要之点就在于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扬弃了思辨的建构模式。他的所有理论上的创建无不渗透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这种政治关怀要求他始终致力于改变世界的企图，也只有这种革命和实践的企图才使他避免陷于解释世界模式的传统西方政治哲学的困境。
总之，对柏拉图而言，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分离的，因此真正好的世界与现实的坏的世界是分离的；而对马克思哲学来说，真正好的世界只能在对现存的坏的世界的批判中才能发现。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探究历史的意义不再是把握全部运动，而是全部在于运动，不再是解释过去、遥想未来，而是改造现在、生成未来。
二、逻辑起点与价值关怀的不同
（一）出发点：柏拉图的“理念”与马克思的“个人”。柏拉图理念论既是其政治哲学观的基础，也是其出发点。知识、意见与无知的划分才意指着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及哲学家与民众的复杂关系。柏拉图理念论衍生出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也包括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理念先于个别的可感事物，也高于个别的可感事物，它是万物的原型和模本。哲学作为探讨各种模本的学问当然居于比政治更为优势的地位，它所讨论出来的理念是政治所模仿的原型。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不是关注个体和个人自由的政治哲学，国家的整体的幸福才是他的最大目标。在对人的教育与训练中，柏拉图要求他们学习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体育等各方面的东西，但是他注重的并不是他们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他注重的是这种训练对于维护城邦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他那里，个体和个性是服从于集体和城邦的总体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柏拉图是以牺牲个体价值和个性自由为代价换来等级制度的和谐和稳定。而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是完全不同的。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则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人为出发点。马克思最为反对的就是那种像黑格尔那样颠倒的世界意识，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抽象概念出发。在这一点上，如果说马克思所反对的是黑格尔，不如说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自柏拉图开始的这一传统思维方式。在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体现了与柏拉图完全不同的特征。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过程中，把目光从神秘的绝对观念、抽象的理性投向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及现实的个人。从此他不再执著于哲学的思辨，作为思辨的哲学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崇高地位慢慢退隐了。代之而起的是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断介入，从现实政治中寻找真正需要的哲学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最终的归宿也还是为了人。不过这里的人“不是某种处于幻想中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P73）。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柏拉图有着根本差异。马克思的终极理想中也有一个整体的理想价值，但这种理想价值是以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的，他的政治哲学面向的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任何一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3〕（P123），“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得不到解放”〔4〕（P318）。在马克思这里，个体的人的价值与集体的价值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以上分析表明，与柏拉图城邦高于个体、整体的正义高于个人的自由不同，现实的、感性的个人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灵魂。
（二）价值关怀：柏拉图的正义与马克思的自由。基于其不同的出发点，柏拉图与马克思导向了甚相迥异的价值关怀，前者关怀抽象正义，后者则关怀具体的人的自由。
如果说柏拉图的哲学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的国家，那么这个好的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尺就是正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政治哲学就是为了实现正义。柏拉图的正义既包括个人的正义也包括国家的正义。个人的正义在于灵魂的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互相协调，而理性统治着灵魂抑制欲望，国家的正义则是国家的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阶层各守本分互不僭越。而国家正义的三阶层与个人正义的三部分又互相对应。柏拉图相信理性在人的灵魂中的指导作用，相信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相信理念在现象世界中的模本作用。当然，柏拉图在赋予它们这种意义的同时，也派给了它们艰巨的任务，即实现政治生活的正义。
而在马克思的视野里，情况则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正义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正义观念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阶级社会里人们对正义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因此，像柏拉图那种抽象的正义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遭到批判的东西。马克思从人的社会本质或社会化的人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和正义道德问题，认为人们总是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公平正义观念。尽管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似乎隐含着一种正义感和对正义的诉求，但是正义对马克思来说并不是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词语。相反，自由在他的政治哲学里却有这样的意义。在共产主义这个终极诉求里面，人的“自由”这一维度是马克思谈的最多的方面。马克思所讲的“打破枷锁”、“解放自身”、“解放人类”所具有的共同诉求就是一个，即自由。
柏拉图则没有注重个人自由的意识。在柏拉图的思维里，即使是在理想的国家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只有具备了公民资格的“自由人”才是城邦的真正成员。而且，在古希腊，自由人与奴隶进行了严格区分，等级观念非常浓厚，在柏拉图的视野里完全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个体自由这样一种意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下层民众只要听从有智慧的人的指导和统治就可以了，他们没有所谓的个体价值，更不会有个体的自由可言。对于生活在文艺复兴之后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马克思来说，对政治生活的价值关怀与柏拉图的上述看法就相差很大了。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宣扬的首要价值就是自由，这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对人的价值与意义的关注具有重大意义。不过，马克思没有停留于此，他更深刻的地方在于协调了个人的自由与人的全面的自由，个人的自由与全体的自由。相比而言，柏拉图只是站在了维护等级制度、奴役制度的立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正义也罢，自由也罢，它们都是哲学家们超越现实的设想和诉求。柏拉图从理念出发追求一个正义的国度，马克思从个人出发寻找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论其最终结局如何，柏拉图那种对整体的善的城邦的承诺和马克思那种对一个没有压迫和束缚的自由社会的坚信，都是值得人们敬仰的一座座哲学丰碑。
三、观照政治的方式不同
在马克思和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都有哲学观照政治的维度，但是对于哲学观照政治的方式，柏拉图是用教育改善人性的办法，马克思则是通过革命改造社会的方式。
借助教育改善人性以满足理想国家的要求，是柏拉图哲学观照政治的重要方式。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个通过教育改造人的理想国度，建立了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哲学〔5〕。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仅仅限于基本生活满足的城邦只是一个供猪生活的城邦，而不是供人生活的城邦，所以这种初级的城邦必须提升为人的高级的城邦，即由哲学家统治的城邦。在这个城邦里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对哲学家统治者的教育。柏拉图认为，通过教育，才能让理性控制欲望，使人的灵魂接受理性的指导。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具有多变性的政治接受哲学的指导，让哲学的理性指导城邦政治生活。在《理想国》中，在教育改变人性的问题上，柏拉图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和心思。柏拉图有这样一种期望，即通过教育的改造人就可以不犯错误，可以永远在哲学的感召下过着沉思、高尚的生活。
如果说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过于追求政治上的理想化，那么从现实出发、紧紧抓住现实性不放的马克思又是如何呢？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看来，并没有所谓抽象不变的人性，也更没有所谓天赋的自然秉性。所谓人性、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着的，而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在其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正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人类不断地改造着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至于改造的方式，马克思寄希望于革命的方式。他说，当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P32-3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说，“无论是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2〕（P91），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P307）。可见，暴力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获取彻底解放的一种手段。因此，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实现哲学对政治的观照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进行。
可惜的是，马克思这一愿望在欧洲并没能成为现实。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柏拉图那种从思辨概念出发的哲学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那么，马克思这种从现实出发的政治哲学为什么也没有在政治领域达到预期目的呢？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他们二者都作出了哲学指导政治观照政治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哲学理论能够在现实中实施出来，以教育的方式或者以革命的方式。如果说柏拉图那种教育改变人性的方式是软弱的，那马克思那种革命的激进方式为什么也没有给欧洲的无产阶级带来胜利呢？笔者试图稍作分析。
柏拉图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之点就是他过于相信教育的力量，在每个复杂的个体中，我们可以通过教育的方式摆脱蒙昧，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一切的恶。而且结合马克思的物质利益的说法，也许物质利益的驱使在人的行为选择上具有比品德更为重要的作用。犹如柏拉图所说的“隐身戒指”，如果我们作恶又不会给自己带来惩罚，我们还愿意做一个好人吗？其中的深意在马克思的思维里也许就变成，决定我们行为选择的不是所谓的道德和被改善了的人性，而是物质状况。只有物质生活状况改善了，才可能有真正的善。所谓的道德只是阶级的道德，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教育在阶级社会里只能是一个很有限度的改良社会的方式。另外，柏拉图的城邦是构建出来的城邦，它的可行性在柏拉图本人那里都是有保留的。也就是说，教育的方式即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里都是有可能失败的，那么这在理论上都不确定为真的东西放在现实政治领域中当然很有可能遭受挫折。可见，柏拉图对于他的政治参与方式存在一种游移，而不是一种坚定的信念。
相对而言，马克思表现得更为激进也更为彻底，他所主张的革命的方式在他的思想里是确定无疑的。就柏拉图来说，他相信教育，于是他在西西里通过教育游说的方式试图教化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群，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理解哲学，同时也明白哲学的生活与正义的生活。尽管经历了三次失败的打击，但是他尝试过，努力过，也反思过，如果说柏拉图的一生更在乎这个践履的过程，那我想柏拉图应该不会后悔。但是马克思不一样，他相信革命，鼓动革命，在不断被驱逐出境的过程中，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还领导着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总体上来说，暴力革命并没有在欧洲大陆取得最后胜利，但是，巴黎公社的成立说明，无产阶级要取得彻底的解放，必须依靠暴力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为，暴力革命要取得成功，也是需要条件的。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告“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奠定了基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发出“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2〕（P284）。也就是说，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正如恩格斯在反思欧洲革命时所总结：“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1〕（P214）但是，如果因为这段话就认为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明确地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7〕（P220）20世纪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及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说明在时机成熟时，暴力革命一定会成功。不能因为暴力革命没有在欧洲大陆取得最后胜利就否认暴力革命，就否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因为，柏拉图政治哲学观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其哲学观照政治的方式在理论上都不能确定为真，将其放在现实政治领域，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因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其哲学观照政治的方式――暴力革命虽然在欧洲大陆遭到过失败，但这并不能掩盖其理论的光辉，更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王南.从理想国到法治国――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可能〔J〕.天津社会科学，2006（5）.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其光辉的一生彰显了自己的伟大人格，在面对死刑的审判时，他很从容，他用自己的死去唤醒那些仍然安于生存于“洞穴之中的人们。苏格拉底又是幸运的，他的学生柏拉图一生的学术以及政治生涯，都继承并且发展了其师的哲学理想、政治理想，他致力于追求理想的人格，追求有理想社会的国家，企图改变希腊城邦体制的危机，为正义的人们寻求幸福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理想的城邦具有智慧、勇敢、节制以及正义四种美德，统治者具有智慧，武士具有勇敢的美德，全体公民具有节制的品质，每个人“各就其职，各尽所能，这样的城邦就是正义的城邦。
一、城邦和人
列奥·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这部著作的绪论中写道：“政治哲学的主题是城邦与人，古典政治哲学有一个清晰的主题就是城邦与人。如何实现城邦的统一，如何实现一个平衡的、和谐的城邦秩序，是整个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政治主题。
自古希腊城邦制度诞生起，这一历史性的政治课题就一直困扰着许多伟大的理论家和实践者，生长于古希腊政治动荡时期的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也离不开城邦与人这个主题，因为他的哲学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中年时期的柏拉图目睹其师苏格拉底被处死，企图改变希腊城邦制度的危机，构建一个和本文由收集整理谐至善的城邦。在这种城邦新秩序下，一个和谐、统一的城邦政治共同体取代了分裂、对抗的城邦，从而永久地实现了城邦的至善存在。在这个城邦中，柏拉图以和谐为根本的政治尺度，为城邦设定出一系列的标准，使得城邦的整体与城邦中的个体两层面都可能形成和谐的秩序。城邦里的人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武士以及从事农工商的被统治者，和当时希腊的奴隶制度一样，在柏拉图眼中，奴隶是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的。三个等级有不同的品质和身份。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不同人的身上分别加入了黄金、白银和铁、铜。他们各是统治者、辅助者和农民以及其他技工，“但是他们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统治者要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们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柏拉图认为，由于人的禀赋不同，因此要有社会分工，以便在城邦中每个人可以“各就其职，各尽所能。
二、城邦的正义
正义是柏拉图《理想国》贯穿始终的主题，他的正义论，从个人的、经验的、具体的正义人手，上升到国家正义，最后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柏拉图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或者说是他心中的正义国家。
在柏拉图看来，人之所以要组成城邦国家，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每个人单靠自己是不可能达到自足的，因此城邦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相互需要的体系，一种保障人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制度。正义首先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其次正义在于各阶级之间的和谐相处。社会的各阶层按照自己的天赋所决定的地位和职责从事自己的活动，使各阶层之间和谐相处，井然有序。理想城邦中三部分人，哲学王、军人和劳动者，分别按他的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合理分工，履行各自的管理国家、保卫国家和从事生产的职责，相互合作，各司其职，各守秩序。他认为社会分工的自然天赋是和谐、合理安排，因为统治者是金子制造的，军人是用银子制造的，而平民是用铜和铁制造的。
正义是所有阶级都需要的美德，既在个人中又在国家中存在。他反对正义是相对的，认为正义的基础是理性，对于个人来说，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组成，个人要达到正义必须让理性统治灵魂从而借助激情抑制欲望；对于国家来说，理想国由统治者、军人和生产者组成，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军人的美德是勇敢，全体公民的美德是节制，城邦的第四种美德就是正义，如果各等级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美德，城邦就是正义的。柏拉图极力强调每个公民的“各就其位，各尽所能，极力反对相互僭越，即不同等级的人，尤其是低等级的人企图取代高等级的人的地位，他认为这样国家的秩序会被破坏，正义将不复存在。他说：“如果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者一个生意人，但是由于有财富，或者能控制选举，或者身强力壮，或者有其他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者一个军人企图他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者这几种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者一个人同时执行所有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觉得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现有的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
三、德行教育
《理想国》的最终理想是培养“哲学王，只有哲学王作为城邦的统治者，国家才会和谐，国家的正义才会有所保障。“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我亲爱的格劳孑l，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
培养哲学王的方式就是教育。柏拉图认为国家与个人的正义具有同构性，“我们也可以假定个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具有和城邦里所发现的同样的那几种组成部分，并且有理由希望个人因这些与国家里的相同的组成部分的‘情感’而得到相同的名称。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主导地位，统帅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人的灵魂的最佳状态。
在他看来，个人与城邦相似，“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数目相同。柏拉图通过音乐教育和体育教育使理智和激情得到协调，体育训练身体，音乐训练精神。在幼年时期，注重音乐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它就会变得温文有礼……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特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音乐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训练人的精神，激发人的理性，调节激情，控制欲望，培养节制的美德，从而达到灵魂的和谐。“这两者（理智和激情）既受到这样的教养、教育并被训练了真正起自己本份的作用，它们就会去领导欲望——它占每个人灵魂的最大部分，并且本性是最贪得财富的——它们就会监视着它，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份，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
音乐教育之后便是体育教育，国家的护卫者必须一生接受严格的身体训练，“朴质的体育锻炼产生身体的健康。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两者相互补充，缺一不可，“护卫者需要两种品质兼而有之。“似乎有两种技术——音乐和体育（我要说这是某一位神赐给我们人类的）——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一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这不是为了心灵和身体（虽然顺便附带也为了心灵和身体），而是为了使爱智和激情这两部分张弛得宜配合适当，达到和谐。护卫者教育结束后，公民是二十岁的青年。启动哲学王教育的时机已经成熟。培养哲学王的难度最大，持续时间也最久。
哲学王教育由哲学学习和政治实践组成，时间各为十五年。哲学学习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四门课程作为哲学学习的预备，时间为十年；第二阶段则用五年的时间学习辩证法，进行纯粹的哲学训练。顺利通过的学员要在随后的十五年内参与管理城邦的多种事务，培养政治技能，成为真正的哲学王。哲学家爱智慧者，并且爱智慧的全部，哲学家专注于真理，即对事物本身的认识，对事物理念的把握，对正义、美、善的把握。
哲学家热爱真理，追求真理，追寻心灵的和谐，并不在乎肉体的快乐。哲学家由于对事物理念的把握，由于其对正义、美、善的把握，理所当然的便应该成为城邦的统治者。柏拉图的教育通过改变人性，通过改变内部事实性从而达到价值与事实的统一，这是《理想国》的政治目标。
四、结语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恰遇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失败，民主政治遭遇危机，希腊城邦走向衰落，其师苏格拉底遭遇审判被判以死刑，他目睹了这一切并因此想极力改变这种混乱状态，他想化解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矛盾，哲学王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哲学王是理想城邦公民教育的产物，而其他类型的统治者则是失当教育的产物，这也是政体蜕变的根本原因。此外，柏拉图在《理想国》企图化解政治与哲学冲突的努力，充分揭示出政治与哲学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哲学与政治的对立，无益于双方。若不化解这一对立，不仅正义城邦永不可及，哲学亦不免于玷污。也只有城邦的支持，哲学才能发展；失去了哲学的指导，城邦就无法长治久安。柏拉图化解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正是通过教育以改变人性来完成的。
“哲学王应该怎么治理国家，又该制定怎样的法律才能治理好国家？“哲学王通过沉思和回忆，从而制定善的政策和法律，治理国家，管理军队，使社会正义和平，每个人都行正义之事，将自己的最美好的德性展示出来。回忆的最高境界就是回忆“善的理念，在“理念的世界里，最高理念是“善的理念，是其他理念世界的最高根据，因此也被称为“理念之理念，以理念世界最高的存在而君临一切。“哲学王的目标就是回忆“善的理念，从而以“善的理念管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