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工业题材;文艺创作;文化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1-0073-04
走工业化道路一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选择，在党的十报告中新一代领导人进一步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赋予工业化新的内涵。其不变的是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时俱进的是体制机制、发展理念和实施方略，所要解决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工业文明与文化、工业题材艺术创作等问题的研究则略显薄弱。在本文中，我们将立足于当代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语境，及其所彰显的现代文化政治诉求，以具有特殊历史、文化、政治、美学内涵的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为研究对象，力求阐明当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文学艺术创作所承载的文化政治使命与实现途径。
一、工业题材艺术创作的影响与意义
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为研究对象，涉及美术、摄影与叙事文学中相关领域。在研究中我们并非以各领域的具体作品为考察的本体，即各领域的艺术方法、技巧等问题不是研究的重点，也不是单纯的艺术种类的总结和整理，本研究意在从工业题材或者说工业叙事这一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将多个单纯的艺术形式综合上升到一种社会现象、学术现象，研讨与分析其具有的历史、文化、政治内涵。我们之所以将多个艺术领域中的工业题材创作综合比照，是因为它们的源起、消长有着相同的历史文化前提，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近40年间，都具有作为“国家政治美学”的特殊意义，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又共同遭遇了创作“瓶颈”，它们的历史相似性是本研究得以开展的重要依据，也为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研究拓展了新思路。它拓宽了工业题材研究视域，打破学科壁垒，将其作为一种艺术主题进行宏观研究，既挖掘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又探讨其现实局限性。
我们认为对工业题材的研究，一定要将之放在人类与工业文明的关系中去思考，才能发现“工业”不仅仅是一种题材和对象，而实际是一种世界观和文化态度，以当代中国工业进程为背景可见我国工业题材文艺创作具有了某种“国家身份与文化特征”。从政治学与文化研究的视角观照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工业题材文艺创作及其文化政治学意义，不仅顺应了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工业题材文艺研究的发展需要，而且可以为阐释新中国工业题材历史获取一种整体性与批判性的学术立场，同时也可为当下工业题材文艺创作遭遇的“瓶颈”寻找解决途径。此外，工业题材作为中国革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彰显出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国家遗产”性质，工业题材文艺作品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具有抢救性意义和广泛的学术应用、文化展览价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工业小说创作有了一个小小的飞跃，出现了《机器》《问苍茫》《红煤》《无碑》等较有影响的工业叙事作品，但是，读者和评论界还是认为在当下中国这个工业化的时代里，现有的工业文学创作是匮乏与贫弱的，这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工业题材文艺创作所显现出的独特文学史价值与审美特征。
二、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研究多局限于各自的艺术领域中，相关成果主要表现为：
1.从文化政治视角研究当代工业题材文艺创作。该角度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徐刚、李扬等研究者重点研究20世纪50至70年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工业主义”、“激情政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工业不仅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制度，一种新的文化政治”。这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非常富有启发性。由于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新中国前30年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也为研究者探讨该时期的美术、摄影等艺术领域工业题材作品及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文艺创作提供重要视角与思路。我们在研究中需注意工业文艺创作作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样式，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新中国建立再到50年代中期这两个历史时段，无论是从言说主题还是人物塑造以及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很大的变化。在研究中以应1948年至1954年这个特定时间段的中国文艺创作的转型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导致其转型的外部诱因与内在动因，揭示工业叙事转型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价值，探究工业文艺创作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
2.对当代工业题材艺术作品美学特质的研究。贾玉民等研究者关注了中国工业题材艺术中所具有的崇高美与悲剧美的特质，并对不同时期工业题材文艺作品的美学特征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但研究总体上还是以“十七年”工业题材创作与新时期的工业改革作品为重点，如何评价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反映现代工业生活的艺术作品的美学特质，还较缺乏。学界对于工业题材艺术内涵问题，达成共识性认识的一点是“题材”观念的“终结”，但对于以一个什么样的命名来反映当下工业创作实绩还存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如果在叙事学与美学的框架中，在对工业文学的历史性梳理中，应可以较为科学地界定工业文艺与工业叙事的内涵，使之能够准确反映当代工业文艺创作实绩，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文艺创作的实绩。我们认为在工业化背景下的工业叙事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以产业工人为表现对象、叙事主体;以工业生产性的环境为叙事空间;以工业主体所展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即“工业精神”为叙事动力，从以上几个方面建构的当代工业叙事的内涵将成为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
3.对“十七年”工业题材创作现象与问题的研究。“十七年”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中的现代化内涵与革命性话语是近年来学界较为重要的研究视点。程树榛等研究者认为“十七年”工业题材不仅记录了中国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命运变迁，也及时地反映了我党的一些失误，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此外贺绍俊等研究者的研究指向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创作中的局限与问题，比如主题上图解政治、人物塑造过于理想化、叙事上模式化等等，这些问题都说明“十七年”工业题材难以培养起真正的关于工业创作的文学经验，因而“十七年”工业题材也不应成为新时期后工业题材创作的“参照”。以上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艺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4.对新时期以来工业题材创作的研究。学界对新时期以来工业叙事的研究整体上是较为欠缺的，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时期初至上世纪90年代中的工业改革作品，研究的内容也侧重在主题研究，认为工业改革作品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重大矛盾，是一种社会思想的体现，但是对于这一时期工业改革作品的文化意义以及90年代后涌现的反映现代工业生活的艺术作品的研究则极为缺乏。
整体来看，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深入挖掘的空间与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史料整理、理论提升、文化政治内涵与反思建构等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文化意识是政治意识的基础，没有文化意识就无从产生和加强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文化意识的最重要的升华和结晶，没有政治意识的文化意识则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因此应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本研究强调的文化政治意义，也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文化政治视角作为本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为工业题材艺术的深入分析与理论探索找到了一种颇为“诱人”的方法和路径，并且对当下社会主义文艺现代性路径的探索，有着重要意义。
三、文化政治视角与当代工业题材文艺创作
从文化政治视角入手对工业题材文艺创作进行梳理，其根本目标在于：首先，拓展工业题材研究的领域，从各相关文艺领域切入，挖掘其同质的文化与政治内涵，从而提升工业题材艺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为当下发展遭受瓶颈的工业题材文艺创作提供新的动力与方向。其次重点研究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中的意识形态、精神价值、政治符号意义及其与中国“现代化”这一独特历史个案的关系。同时进行扎实的工业题材文艺作品史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其意义在于抢救性，工业题材作为中国革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国家遗产”的性质，并为更丰富深入的工业题材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我们认为文化政治视角中的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研究，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国家遗产：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史料与文献。本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尽可能搜集建国以来至当下有影响的工业题材文艺作品，并期望涵盖美术、摄影与小说创作几个门类的工业题材作品，在已有课题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拟完成一份具有史料价值的作品详目（或电子图文库）。这部分拟从三个方面进行史料整理：首先为“铸基与奋斗”专题，汇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画家、摄影师与作家真实记录新中国基础工业发展状况的工业题材作品目录（或图文），彰显特殊时代中做工者奋斗创业与文化政治诉求。其次为“变革与叙事”专题，汇集改革开放以来表现中国工业发展状况，呈现变革大潮中工人命运变迁的文艺作品目录（或图文），体现了工业题材文艺的人文立场与历史意识。最后为“回溯与发问”专题，汇集展现艺术家以个人视角对工业场景及人物生存状况进行思考的文艺作品目录（或图文），体现工业题材文艺对工业进程与人类命运的相互关系所进行的反思和发问。
2.国家美学叙事：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现代性诉求。当代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一直具有国家美学叙事的性质，源于其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功能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探究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应如何认识自身的文化政治责任，定位自身的文化政治使命，发挥理应承担的文化政治功能。基本思路为：首先，一般性地说明当代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文化政治价值，其次讨论其文化政治功能，最后讨论如何改善和提高其文化政治效果。学界普遍认为当代工业叙事具有强烈的历史当下性，其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点，但是本课题研究更强调当代工业叙事表现出的工业逻辑与国家公共性和伦理原则相结合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及其对日常生活、人的属性的全面控制。特别是对于新世纪以来工业叙事作品的研究，更应注重其所表现出的新的主题倾向，比如关于工厂史的写作，如《月亮上的篝火》《长门芳草》等长篇小说;关于工厂转型的写作，如《遍地黄金》《飞狐》等长篇小说;关于新工厂、新矛盾的写作，如《那儿》《工厂工会》等小说，这些工业叙事作品着力表现的都是人与工业生活、生产过程的关系，展现了在新的生产模式和管理制度下，在工业化思维之下人的灵魂的改变和重塑。
3.国家想象：新中国成立30年间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研究。总的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亦即冷战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工业题材艺术创作，在一体化的国家统制框架里，呈现为一种集政治与文化、精英与大众、国家与阶级于一体的高度透明的话语体系，作为新中国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工业题材成为新中国政治与文化领域最具代表的象征符号之一。本研究以史料为基础展开对新中国建立30年间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系统研究，呈现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意义与存在的诸多局限。在已有的成果中，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十七年”工业文学创作与新时期工业改革文学中的叙事情节模式化、叙事结构简单化、叙事视角单一化等问题，但是对新世纪以来工业叙事的艺术表现问题研究不足。我们认为一方面应以辩证的态度重新审视“十七年”与新时期工业文学的叙事艺术问题，既描述其客观存在的模式化、公式化等局限，更要分析这种局限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与审美惯性。另一方面应着重展开对于新世纪以来工业叙事作品的研究，概括其运用的叙事方法、描摹其呈现出来的多元审美意向、分析其具有的内在张力与潜在的艺术生长力，当然也应剖析新世纪以来工业叙事整体乏力的原因。简单说来，新世纪以来工业叙事创作存在诸多艺术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工业化予以审美表现的难度。
4.国家作为视角：转型期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反思与构建。在社会转型期，当代工人阶级从身份象征转变为职业概念，工人阶级和资产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题材创作遇冷。研究以全球化、工业化、国家政治理念为起点，探讨工业题材文艺创作滞后的深层原因，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京津唐工业区与沪宁杭工业区为背景，以张新权、汤杰、肖克凡等艺术家的创作为个案，以“2013年中国沈阳（铁西）国际工业摄影大展”“2009年上海咱们工人有力量――中国工业主题美术作品展”“2012年长沙工业叙事――首届中国工业版画三年展”等重大艺展与创作研究讨会为依据，探讨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突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当代工业文学创作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工业生活空间的特殊性决定了工业文学创作群体的有限性，因而研究中需选择从作家个案研究的角度来分析当代工业叙事的特殊性，应注重草明、蒋子龙、肖克凡等几位不同时代的工业文学作家的创作。从作家研究中我们将发现作家介入工业生活的难度以及创作观念转换的难度，当代工业叙事中的某些局限是由于工业文学写作者对于现实实践主体力量与历史逻辑之间的冲突，以及历史的逻辑必然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表现形式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存有困惑，这种困惑使得当代工业叙事在伦理化的价值强调中，表现出一种缺乏历史意识的认识困惑和思维局限。当然，新世纪以来工业文学作品的实绩说明作家们在努力冲破这种局限。
5.当下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与国家文化建设。本研究以当下社会结构变革、新旧体制转化为历史背景，关注由此所引发的各类利益矛盾：农民工大军进驻城市成为工人阶层的新生力量、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工业发展的生态困境，以及这些巨变所激发的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分析工业题材文艺创作在此种历史语境中具有的优势：亿万产业工人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工人阶级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及工业文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成为当下工业题材表现的重要资源，并由此彰显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重要文化意义：不仅可为经历着发展巨变的国人提供一种反观自身的图文，也为国家文化建设、践行和谐价值观与当代政治理念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在研究过程中，应一方面分析当代工业文学中具有时代典型性的工人形象，研究这些工业人物所具有的典型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研究工业叙事中人物形象塑造存在的问题，比如人物形象设计的模式化、“身份化”的缺憾。必须强调的是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中的人物应是能够反映工业化时代，具有“工业精神”的人物，应是饱有强烈主体意识的现代工人、企业家、打工者的形象，这样的价值取向和艺术定位才能充分显示工业叙事的魅力与价值，应该说，新世纪以来的工业文艺作品提供了一些具有新意的时代工人形象。
总之，我们认为工业题材艺术创作研究首先应该以叙事学与美学为理论基础，以当代工业文艺创作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当代工业文艺叙事的内涵界定为起点，探讨中国当代工业文艺叙事的历史起源与叙事形态发生转变的内在原因，深入分析“十七年”工业文艺创作、新时期工业文艺创作、新世纪工业文艺创作在主题、人物塑造、叙事方法、艺术形态、审美诉求等方面显在与潜在的变化及其动因，选择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作家与文艺作品进行个案解读与阐释，力求整体性又不乏个别性地对当代工业文艺创作的发生、发展与美学价值、艺术局限进行准确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审美的、历史的反思，努力建构出工业文艺创作的美学形态，从而进一步研究工业题材文艺创作的文化意义、政治意义以及其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的“国家遗产”意义，发掘工业题材文艺创作之于国家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贺绍俊.工业题材与工人立场、城市立场[N].工人日报，2013-06-24（007）.
[2]舒晋瑜.工业题材为什么优秀作品稀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6-04（007）.
[3]石锋.“工业中心”解构后的工业写作困境[J].社会科学辑刊，2012，（06）.
[4]李杨.工业题材、工业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乘风破浪》再解读[J].文学评论，2010，（06）.
[5]高鸿声.“十七年”与“”时期的城市工业题材创作――兼谈沪、京、津等地工人作家群[J].社会科学，2012，（04）.
王文章
记得前不久在我院举办的《中华艺术通史》出版座谈会上，李希凡先生、冯其庸先生和参加编撰这部书的作者，都与会作了感人的发言。看到《中华艺术通史》这14卷的出版，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在我们国家艺术学科的建设中起到的重大作用感到自豪。我是研究院的后来者，为我们前辈这些学者的贡献感到自豪的同时，心中有一种对他们真诚的崇高的敬意。《中华艺术通史》历经10余年的时间，汇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艺术学科的很多学者来参与，前后达100多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这部书的编撰出版也给予全力的支持。1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是在人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学者的才华、学识以及创新性成果涌现的阶段，对一个学者来讲是事业的重要时期，作者中的很多人把这个时期献给了这部巨著。像中年学者苏国荣同志、刘晓路同志，在书没有出版前就去世了，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所以我面对这部书的时候非常感动。
中国艺术研究院已经成立56年了，一代一代的学者都在为国家艺术学术建设做出贡献。新中国艺术学各个学科一些奠基性的史论著作的完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前辈学者像张庚、郭汉城、杨荫浏、黄翔鹏、王朝闻、吴晓邦等完成的像戏曲、音乐、美术、舞蹈等奠基性史论著作，在今天仍然绽放学术异彩。他们的学术精神应该由我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
《中华艺术通史》是这些前辈之后又一代学人的创造成果，它有很高的学术性、文献性价值。作为艺术综合的研究，《中华艺术通史》应该说是填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是填补了我国艺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它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显现出来。我可以肯定地说它对国家艺术学术的建设价值是重大的。《中华艺术通史》的编撰，坚持了辩证的比较研究方法。编撰中，作者们重视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社会思潮对艺术发展影响的研究，但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表现形态以及艺术家主体思想感情的表达和创造，却始终是这部艺术通史探讨、研究的核心。着眼于在综合性研究中深化对艺术本体规律的研究，是这部书的难点，它取得的学术成就，也鲜明地体现在这一点上。《中华艺术通史》编撰体现的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我们院现在正在做的一些重要课题，比如《昆曲艺术大典》《中国艺术科学大系丛书》等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史论的研究。这是体现我院学术优势、学术地位的重要方面。我们同时强调要加强对当代艺术现象和艺术发展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一些课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对策性的、实用性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课题的研究二者要并重。现在我院坚持以艺术科研为中心工作的同时，强调发展艺术教育、艺术创作，构建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现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也正式划转中国艺术研究院管理，所以包括文化艺术出版社及十几个学术刊物，实际上是四足鼎立――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作和出版展览。但在我院全面发展的态势之下，艺术科研还是中心。如果忽视了艺术科研，没有把握好这个中心工作，那我院真正的价值、地位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中华艺术通史》的出版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了我院的价值。现在我院活跃着的中青年学者要学习《中华艺术通史》这种治学精神、态度和研究的方法。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研究员）
民族艺术长河的精彩展现
薄松年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艺术领域的创造也是极为辉煌彪炳于世界的。总结其成就，继承其精华，是建设民族新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而艺术史的研究则担负着此一重任。近五十多年来，不同门类的艺术史的研究和探讨曾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对于中华艺术的总体历史方面的论著则付之阙如，值得高兴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中国艺术门类繁多，时序长，资料和作品浩如烟海，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对艺术的影响复杂而深刻，理清其整体头绪及继承发展的关系绝非易事，但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集合了该院各门类的专家和学者，并联合院外研究力量通力合作，终于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和毅力完成这一任务，虽然并非尽美尽善，但却具有里程碑意义。
总体看来全书的体例是严谨的。每册书前皆有提要，开头设导言，高屋建瓴地阐明时代历史背景和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其后展开分门别类的论述。门类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特色在排列上各有侧重，但又能突出其主体特征。例如论及汉代艺术，无论乐舞百戏的演出还是壁画石刻的作品上都展示出深沉雄大的泱泱气度和铺张华丽的艺术风格。在宋辽金卷中则强调处于传统社会转型中艺术上展现出来的新风貌。其中之一是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市井艺术脱颖而出并迅速得到蓬勃发展：鼓子词、诸宫调、说话、杂剧、南戏、案头雕塑、节令画、版画、民间陶瓷和工艺品，甚至不少在街头市井售艺的职业画家群，都构成这一辉煌的景观。宋展起来的市井艺术虽然不如唐代那样气度恢宏，但却充满生活气息，对后世的民间乐舞和造型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论及元代艺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元代的社会动荡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一部分文人混迹于市井，在瓦肆勾栏中和艺人及市民密切接触，促成元杂剧的兴盛，标志着民族戏曲的成熟；另一部分文人则遁入山林，寄情书画，不仅出现了元四家，连“荣际五朝”的赵孟\毕生也处于半官半隐的境遇，从而造成文人画的空前活跃并逐渐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
《中华艺术通史》编写中非常重视不同时代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论述，并且力求与时代思潮和文化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学术含量，而这一部分常常是过去有些各专门艺术门类史著述中的薄弱环节。
中国传统艺术中非常重视修养，许多艺术家兼通多种门类，相互融会。而在不同门类的创作中又为其它艺术形式留下形象史料。艺术通史在展示艺术家的全面成就上具有特殊的优势。例如从书中可以看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既是诗人，也是书画家，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也很高，顾恺之曾以“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情景画嵇生像，而南京西善桥出土的七贤图画像砖中就有嵇康抚琴的形象。东晋名士戴逵能鼓琴，工书画，并以雕造佛像著称，他有感外来的佛像古制朴拙不足动心，于是在会稽灵宝寺塑佛像时“潜于帐中，密听众议”，终于创作出了生动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佛像。他酷爱琴乐，但却拒绝侯门贵族的征召，宁把琴摔碎也不为“王府伶人”，这种崇高气节和操守又是音乐史上的佳话。南朝刘宋时宗炳是最早的山水画家，又精琴艺，他晚年将山水绘于住室四壁，边鼓琴边“卧游”欣赏，自谓“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此后如王维、赵孟\也都精通乐理。这些都在书中的章节中有所论述，使读者能对艺术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
通史中精心选择的插图和独到的设计也为全书增色不少。不少插图成功地运用了经典性的绘画、雕塑作品及考古新发现的文物，特别是对作为“时间艺术”的戏曲音乐部分加强了形象性的论证。
当然，此书的编写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在清代部分（通史论述到宣统三年清室逊位），详细论述了鸦片战争后的上海产生了任伯年、吴昌硕等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海派画家”，但在戏曲部分不知为何却忽略了海派京剧的产生和革新，对此竟无一字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我在此书编写进程中曾进行审读，深感其工程浩大任务艰巨，李希凡同志作为领导和总主编，长期以来他一直带病工作，亲自审稿，自始至终团结带领编写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奋力攻关，为此书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这种工作精神深深使人感动，也大大加强了整体的凝聚力，使此书经过千辛万苦后终于问世，我对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也充满敬佩之情。（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森林”和“树木”的呼应与交响
吴文科
中华艺术不仅历史悠久、传统深厚，而且枝繁叶茂、源远流长。所涵盖的各艺术门类虽然各自发展，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元素交结，或有机综合。《中华艺术通史》因之由立项成为“国家艺术科研重大项目”到历时10载最终编纂完成出版，突破的不仅是长期以来艺术史写作的单一门类传统，同时还原了艺术史以生态性的历史关联图景。从而不但给中国传统艺术的历史版图与学术积累第一次描绘出整体端严的“森林”气象，而且在集体攻关的写作过程中，并未遮蔽门类史积累的优秀成果。恰恰相反，她既紧紧依托已有门类史的研究成果，又于兼收并蓄的“集大成”操作里，刷新并弥补了某些艺术门类史及其通常是属“个人化”写作的局限与缺憾。这是“中华艺术通史”选题自身的品格所在，也是编纂者集体攻关苦心经营的重要特色。
诚然，对中华艺术作整体性描述的职能定位，决定了《中华艺术通史》的学术特质和编纂品格。但从具体的体例操作去看，却没有因为追求整体图景而使具体的事象描述混沌交织、眉目不清。很显然，该书于导言统领的分章立类写作中，同时兼具了门类史的写作优长和对既往成果的整合梳理包括熔铸与升华。追求的是“森林和树木的呼应与交响”，讲求的是“集体与个体的有机契合”。既反映了“森林”的浑然和丰沛，又凸显着“树木”的摇曳与多姿。回头去看，应当说是比较成功的。
该书编纂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给过去一些发育相对不够良好的学科门类以应有的艺术史及学术史地位。包括将至今在国家制订的“学科目录”中被遗漏而付之阙如的“曲艺”和“杂技”等门类纳入艺术通史的写作视野。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贡献。尽管通稿时对于各个撰稿人的相关稿件未能在概念范畴等的设定与阐释上，进一步予以章节之间的纵向贯通和有机衔接，造成了诸如宋代“说唱”与明清“曲艺”在渊源关系上的不够清晰，乃至阅读接受时可能因此而会出现的误读与误解。但瑕不掩瑜，“树木”品种的相对齐全性，确保了“森林”景观的基本完整性，则是确定无疑的。
笔者有幸参加了明清两卷“曲艺”章节的撰稿工作和清代上卷的主编工作，不仅藉此受到了锻炼，而且在与众多前辈学者的合作共事中，得到了宝贵的指点，积累了治学的经验，所获良多，受益匪浅。《中华艺术通史》于我，因而不只也是一个成绩，更是一所学校。（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华民族艺术的绚丽长卷
傅谨
文艺理论家李希凡担任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是国内外迄今为止第一部纵论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发展历史的大型史著，代表了目前中国艺术整体研究的最高研究水平；它的出版，意味着对中华五千年文化艺术的整体研究，已经成为一个趋于成熟的学科领域。一个学科领域的成熟必须有成熟的理论框架、重要成果和学术团队，《中国艺术通史》的出版同时满足了这三个条件――它是中华艺术整体研究领域的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使这一研究领域有了相对系统化的基本框架，并且形成了一个因不同程度地参与这一重大研究领域而获得了整体学术视野的学者群。
《中国艺术通史》是中国艺术科学研究领域继“十大集成志书”之后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规划与编撰这样一部宏伟巨著，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其中最具学术内涵的争论，就在于是否有可能为中华艺术写一部具有内在整体性的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今人面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无数艺术作品与艺术现象，是否有可能以一部贯穿古今的史著，将如此众多以及如此纷繁复杂的艺术作品与现象熔铸成一个整体，而且使之具有起码的内在完整性。一部通史不应该仅仅是诸多历史现象与事件、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堆积，如同李希凡总主编在该书“总序”别指出的那样，《通史》“不应是艺术现象的简单罗列，更不该是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历史编目”，因此，寻找与把握中华艺术发展的整体脉络线索，并且通过历史叙述，准确地描述这一发展脉络和线索与艺术史现实的逻辑关系，这就是编撰《中华艺术通史》面临的最大的理论挑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华艺术和美学精神的提炼与总结，就成为这部史著最重要的理论收获。全书充分体现了这一力图将中华艺术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发展史紧密结合、与中华艺术精神与特有的观念体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色，并且从中发抉出“天道、人道，天人之合”、“情与气偕，气韵生动”、“境皆自得，意自天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四大美学取向，以此作为贯穿整部中华艺术史的精神主线。因此，《中华艺术通史》是一部有灵魂的历史，是一部以美学、以审美活动统领的艺术史。尽管对中华艺术精神的归纳见仁见智，但是《通史》的理论归纳与美学总结，并非止于理论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它将这种对中华艺术与美学精神的体认，贯穿到中华艺术历史撰写的全过程中，假如没有上述那些从对历史整体的深刻体认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确实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通史》的结构与写作实践，就不具备任何的可能性。
《中华艺术通史》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绚丽长卷，因它的出版，2006年在中国艺术科学研究的学术史上有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性。（作者系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艺术史的第一次整合
李希凡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艺术，从原始到现代，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混沌的起源到分门类的繁荣和发展，可谓万卉芬芳，绚丽多彩，如音乐、舞蹈、杂技、说唱、绘画、建筑、雕塑、、工艺，都有着不同门类、各种形态的辉煌的创造，并且以其独特的民族的审美神韵贡献于世界艺术宝库。
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国学术界对传统艺术的研究，有了新的参照体系和新的视角，特别是由于近百年来地下文物璀璨菁华的不断发掘和发现，更推动了艺术史论科研的深入开展。无论是具有文献价值的大型艺术总汇资料图书的时有问世，还是各门类艺术史论专著的大量出版，特别是三百余卷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当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搜集、整理和成书，更促进了各门类艺术史论的研究。
但是，艺术又是综合的。不管各门类艺术发展得多么精微细腻，它们毕竟是我们民族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一枝一叶，艺术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种，都生根在一个艺术文化的综合体里，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都是广大人民和艺术家长时期地一点一滴地积累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独到的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崇高向上的审美理想，多样的审美情趣，以及对艺术的意境、风格、神韵的多彩多姿的追求，都结晶在历代艺术精品的不朽的魅力里，并在时代的变革与发展中显示其连绵不断的总体脉络。因而，艺术门类史的研究，总还是着重于微观地把握本门类艺术的发展及其特有的规律和创造。而实际上艺术的分门类的变革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包括兴起、繁荣、衰落和死亡，都在其微观特质中反映着宏观的规律，并成为一个时代社会总体艺术现象的一部分。
《中华艺术通史》科研课题的启动和编撰，虽是以半个世纪以来各门类史论丰富积累为坚实的基础，但其采取断代分卷的形式，却并非这一时期的各门类艺术的重复和拼装，而是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立足于社会总貌和艺术发展的综合把握，重视整体的宏观的研究，着眼于概括和总结艺术共同的和持久的历史发展规律，对共生于同一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各门类艺术的成就进行科学的概述。
不过，《通史》毕竟是第一次整合，限于我们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概括能力，这部《通史》一定还留下不少谬误、遗憾和缺陷，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华艺术通史》总主编）
艺术史与艺术史范式
刘祯
西方有发达的艺术实践，也有发达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史，但西方学者的艺术史，往往是指造型艺术史，即美术史，如《剑桥艺术史》、法国巴赞的《艺术史》等。这些被称为艺术史的著作与中国学者的期待颇有差异，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看，有点以隅概全。确实，中西方文化与艺术道路是不同的，艺术思维与艺术史观念也不尽相同。以中国学者的视角来看待，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艺术涵盖了许多具体的门类，诸如音乐、绘画、舞蹈、杂技、说唱、戏曲、书法、雕塑、建筑和工艺等。这些艺术有的为中华民族所独有或具有中华民族的鲜明特征。中华文化与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如何能够把这些看似各自独立而分属不同的艺术门类做一个整体的研究和观照，是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分门别类的艺术史领域，这些年我们取得不小的成就，但集合各科的中华艺术通史不是这些不同门类学科之间的简单相加叠加。需要对中华文化和艺术有一种整体的把握和统合，有一种提纲挈领的演绎和理解，发现和找到它们的思想精髓与艺术形态特征，这是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的追求和目标，也是它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点。令人欣喜的是，历十年之辛，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不仅终于面世，而且这部纵横五千年的“通史”还体现出中国学者的“艺术史”观念及范畴，在前人对艺术各史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整体“艺术史”思想和观念都有新的深入发掘、提升，而整体观照恰恰曾是我们的薄弱点。该课题的质量在于不论是艺术各史的描述还是时代的整体把握与规律寻绎、宏观与微观，都形成一种递进与彼此照应的逻辑发展，彼此不是分离而是有机的组成。虽然中华艺术形态各异，形式多样，却精神思想一致，描述纷披而有致，它不仅是填补了中国艺术史的空白，而且对整体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具有思想与方法的范式意义。“总序”是该“通史”的思想理论核心，对中华文化、艺术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认识，也凝聚了整个编撰者的智慧和思想，论述非常精彩。而每一卷的“导言”见出编撰者对该时期艺术史整体风貌和精神实质的认知，导人以纲领，与随之铺叙开来的各艺术史形成华美的、纵横交织的网块，真正可以去认识、领悟中华五千年璀璨夺目的艺术发展历程。（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打造艺术史的传世经典
李心峰
有人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流行文化盛行的时代。这是个产生不了经典的时代，也是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
对于这种有关流行文化独步天下的后现代式诊断，我并不敢轻易苟同。在我看来，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时代。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终于迎来一个文化繁荣时代。在这文化繁荣的时代，的确存在着太多的文化泡沫，流行并快速更迭着太多的时尚快餐文化。但是，这决不是今日文化繁荣景观的全部。在这种时尚文化广为流行的表象之下，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不为时尚所动的厚重、稳固、纯正、常态的文化层。在这一文化层，必然有一些文化创造将经得起时间的冲刷，承受得住最严苛的文化与学术目光的审视，并最终为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所选中，成为文化产品中的精品乃至经典。
在我看来，李希凡总主编、历时整整十年、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中华艺术通史》的问世，就堪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艺术科学界为中华文化建设献出的一部真正的艺术史经典之作。这部共达14卷的艺术通史巨著，汇集全国数十位成就一流、痴心学术的艺术史论专家，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耗时费力，铁杵磨针，成就了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贯穿了“通”的观念的综合性中华艺术通史。该课题从一开始便志存高远，力图打造一部过去不曾有过、今后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人再做的综合的中华艺术史的精品，创造一部能够总结概括20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学术成果并能对21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产生持续而有力影响的艺术史经典。现在，全部文字800余万字、插图3000余幅、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豪华而不失典雅的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的问世，将使这一学术追求由理想变为切实的现实。
其实，流行文化时代并非不需要经典。恰恰相反，它甚至更加渴望经典。今日《论语》《庄子》在更大范围的流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在更大范围的火热，便是明证。我相信，《中华艺术通史》这样的当代文化经典，也将成为今后艺术史知识传播与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基础和宝贵资源。甚至它本身成为高档次的时尚文化产品或礼品，也并非不可能吧？（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出版社的“标志性产品”
胡春木潘
《中华艺术通史》自去年10月出版以来，深为专家、文化艺术单位的各级领导、业内人士、以及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上，成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
作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杨耕先生几次在重要场合指出：《中华艺术通史》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建社27年来所出图书中学术规格最高、规模体量最大的“标志性产品”。大凡某一事物被冠以“标志性”三字，那它一定是这一领域中最富特色、最具水平、最高标准、最有代表性的顶级产品。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是杨国才所著的一本关于少数民族女性知识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性书籍。初看此书署名自以为杨国才是先生之辈。细细阅后方得知杨国才教授为云南大理市人，白族，1954年10月生，女性，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云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女性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伦理学硕士生导师，云南省第九、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我更加为之敬重。
书中杨国才老师从少数民族女性知识的缘起和发展、少数民族女性知识的内涵、少数民族女性文化中的记忆知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样性、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多元性和共性五个方面清晰地将少数民族妇女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知识展现给广大读者。让广大读者领略到少数民族女性在生产生活历史发展实践中的文化知识和智慧。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是一部翻开少数民族女性知识文化的新篇。在以往的各类书籍中记载女性的文化知识和经验的几乎没有。自古在中国就形成男尊女卑的男权文化。早期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很少有女性文化的记载。杨国才老师历经30多年精心收集和调查研究。用朴实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把少数民族妇女独特的知识和文化、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无穷的智慧呈现给大家，翻开了少数民族女性书刊的新篇。
《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是打开我们了解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女性的生产、生活、知识、智慧、手工技艺的一扇窗户。众所周知，服饰是人类衣、食、住、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构成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人类社会的漫漫历史发展进程中，服饰既是人类自身进化的过程，又是文明创造的过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内容的服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早已为世人所公认，而少数民族女性也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却很少被人所知晓。少数民族女性的知识，主要是通过本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以服饰为载体再现。并通过一系列象征图案的符号展示和传承下来。各民族服饰的产生，蕴含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知识的缘起。因为服饰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特征。然而，历史是割不断的，正如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一样，一定历史时期的服饰的内容都与前一时期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可以说是前一时期的延续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妇女的知识和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及服饰》，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丰富灿烂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而且对我们今天发展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