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柏拉图；哲学王；批判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西方的政治学甚至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启蒙所形成的“开放洞穴”使政治成为可能，也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必要，进而使得哲学与政治，睿智的认识与实际的行动形成合力。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学说之一。在《理想国》中，他从“正义”出发构建了哲学王统治的城邦国家，通过洞喻故事把正义城邦何以可能的问题转化为囚徒解放问题。囚徒解放既涉及囚徒个人的解放，更重要的是囚徒群体的解放。前者的核心是困境中的某个囚徒走出洞外成为自由人，即哲学家的造就问题；后者是这个哲学家重返洞内去解救同伴，从而使自己转变为哲学王的问题。如何造就哲学王以及哲学王如何建构正义城邦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主题。不过，柏拉图在论证这一主题时，其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转变，并逐渐把教化与强制、统治与民主、正义与法治联系了起来，以构建他的正义城邦，作为对现实腐败的城邦政治的批判。
一、“哲学王”思想的渊源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的他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不过，公元前431-404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长达28年的战争，使得雅典的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人口锐减，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社会矛盾纷呈的状况下，民主政体的弊端日益暴露：民众们虽然参与城邦政治，但却不知怎样参与，多数是凭借个人的好恶来做决定，这就容易被极少数政治家利用做出一些不明智的决定，再加之个中原因，雅典战败，民主文明的繁荣时代也宣告终结。之后“三十僭主”政体乘机取代了雅典的民主政体，这些僭主中一些是柏拉图的亲戚和好友，他们曾经邀请他一起执政。最初，柏拉图对于新政体抱有好感，认为当政者是在进行改革和公正地治理国家。但是，随后的发展却使柏拉图看到僭主政治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正义。苏格拉底作为公民被推选为五百人大会议员，雅典人要集体审判十将军，因为他们由于风暴没有注意运回阵亡的士兵尸体，当时诸多议员迫于压力，只有苏格拉底冒着被处死的危险坚持十将军无罪。此外，苏格拉底还曾受三十僭主的胁迫，要他判萨拉米斯的赖翁死刑，但苏格拉底坚持不去行不义。[1]这使得柏拉图放弃了对于僭主政体的希望。
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公元前399年，一个年轻人在雅典状告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神并引进新神，败坏青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面对500人的陪审团做出申辩。柏拉图的《申辩篇》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这篇对话虽然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却可以被看作苏格拉底与城邦的对话。实际上，苏格拉底本可以采用修辞或缴纳一笔罚金搏得法官们的同情，但他把法庭上的申辩变成了他在雅典城邦面前的哲学陈述，即哲学在政治面前的申辩，结果处处惹恼法官，以至于本来根本不会判处死刑的案子，法官只能照死刑宣判。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看到哲人苏格拉底在城邦中的形象。第一，苏格拉底是一只牛虻（《申辩篇》），他要不时叮咬城邦，使城邦处于不断思考和反省中；第二，苏格拉底是助产士（《泰阿泰德篇》），他要帮助人们净化他们的意见，去除那些未经反省的偏见；第三，苏格拉底是一支电鳐，他总是不断使自己处在瘫痪状态中，也使别人感到困惑（《美诺篇》）。[2]也就是说，尽管苏格拉底仍然处在城邦的空间中，但其思想可以摧毁各种既定的标准，瓦解城邦的伦理，而当思想的飓风吹到城邦时，不仅唤醒沉睡的城邦，使人们冷冻的思想解冻且会彻底击碎普通人对生活的信念。城邦也就不可避免的会对作为智者的苏格拉底产生不满。显然，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在哲人苏格拉底这里处在紧张的冲突中。柏拉图也从此放弃对政治的追求转向对哲学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促使柏拉图开始思考治理国家的人以及他们的习俗和法律。既然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所以柏拉图认为，要改造现实的不良政治就必须从改造人的品性入手，而且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个使命，只有哲学家获得政权或政治家成为哲学家并对个人和城邦进行改造，才能使个人和国家达到善。另外，柏拉图在自己的亲身游历中，结识了塔仑它木城邦的政治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人阿启泰，塔仑它木的民主政体和阿启泰的为人、学识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启泰成也为柏拉图日后追求的哲学家与政治家相结合的“哲学王”的雏形。
二、“哲学王”思想的本质
“正义”是柏拉图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也是他构建“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柏拉图所谓的“正义”，是“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是“整个城邦的正义”[3]。他说：“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4]，而“个人性格不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5]，这也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因。一个好的城邦不仅需要能提供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而且还需要能够保卫领土卫国者。为了说明这个原则，柏拉图还提出了著名的“金银铜铁论”：“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6]确切地说，由于统治者是高贵的，因而只有他们才具有一种真正的知识，即用来考察整个国家大事的智慧，这种知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被加入了白银的军人，经过严格的体操和艺术训练，他们不但有强壮的体魄，还有勇敢的美德；对于劳动者，因为其充满了欲望，节制则是他们的美德。基于上述等级的划分，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在城邦内都能够做自己分内的事，这就是“城邦的正义”；而每一个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在自身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那他就是正义的，这就是“个人的正义”。
而“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对“理想国家如何实现”的回答，该问题又可归结为理想国家应当由谁来统治。对此，还有以下诸问题：理想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为什么只有哲学家才能胜任最高统治者？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展开是沿着哲学、哲学家、哲学王一步步推进的，他以一种迫切而隐晦的形式宣告了哲学统领一切的开始，洞喻是贯穿其中的重要线索。他认为，哲学是对自在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及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7]它所追求的是一种至高的“善”。柏拉图用太阳作比喻，认为“善”不仅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而且正如太阳是万物产生的原因。借助于洞穴喻，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家是走出洞穴的自由囚徒，他们具有最伟大的知识，“看见过美本身、正义本身和善本身”，[8]“能够体验到沉思真正的存在与实体所带来的快乐”。[9]同时，作为获释的囚徒，当他走上那陡峭崎岖的坡道，来到阳光下，他会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并得知以前所看到的事物都是虚假的时，一种认知上的错乱会使他不断质疑自我的存在，而这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将一直伴随其探寻真理的全过程。这番描述说明了哲学家成长过程的艰辛，回应柏拉图对哲学至上性的论断；同时也预示哲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某种隔阂。
在这个基础上，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那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智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碌碌无为之辈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能免于灾难”。[10]显然，所谓“哲学王”也就是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的体现。不过，他强调，真正的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不变的知识（理念），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哲学家的灵魂一直在追求人事和神事的整全”，他的心灵有宏大的思想，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沉思，制定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守护着它们，这样的哲学家理当成为城邦的最高统治者[11]，无疑也是城邦的最完善的护卫者。如何培养这样的统治者、护卫者呢？柏拉图认为，除天赋之外，还须“劳其心努力学习，象劳其力锻炼身体一样”，必须“走一条曲折的更长的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习“善”的理念。[12]柏拉图进一步指出，每一位哲学家的教育和培养模式都是循序渐进的，他并不要求从小就学习理念论、辩证法，而是在完成全部教育课程、经历实践锻炼，尤其是被遴选为统治者以后，提出了更高的学习研究理念论的要求，并且把它与城邦的治理结合起来。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看见了善的理念时，就得以善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和他们自己，他们出任城邦的治理者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城邦”必须做的是应尽的职责。[13]
三、“哲学王”思想的转变
当然，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的提出饱受争议。波普尔视柏拉图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对其进行“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唯美主义”等的定性，并明确指出“哲学王就是柏拉图自己”，而《国家篇》就是“柏拉图本人对神圣权力的要求”，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存在价值。在柏拉图看来，虽然哲学家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但他们往往并不愿意回到人间去拯救现实的世界，“所以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注意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一个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风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一样，看别人干尽不法，但求自己得能终生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14]可见，柏拉图已认识到了哲学家从政的艰难性。为此，他认为哲学家为王是需要一定条件来保证的，即“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者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15]柏拉图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进行的三次西西里之行，但最后都归于失败。这不但说明了想通过学习哲学来实现“善”的统治的实现是何等的渺茫，也说明了现实条件并不允许哲学家为王。
然而，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政治家篇》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围绕政治家的定义展开的。柏拉图选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纺织来定义政治家，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家是具有真正统治技艺的人，他们依靠相互和谐与友谊的纽带把人性中的不同因素及不同部分结合在一起，就如同织布者把经线和纬线恰切而和谐地织在一起，这样政治家的这一块织物便成为最美好和最优秀的。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对适度原则的强调，他开始从绝对走向相对，产生了对相对价值的认同。他不仅认识到“大”与“小”的相对性，而且明确反对“过度”与“不足”，认为勇敢走向极端会成为凶残和疯狂，节制和谦卑过分会变得软弱无能，只有坚持适度原则，才能使“善的所有部分都处在相互谐和的状态中”。在实践中，政治家必须选择一名同时拥有两种性格的人，当需要几位执政官的时候，他必须确保两种类型全都有恰当的代表，以便使一部分人的勇气和活力，调和另一部分人的温和和谨慎，从而保证整个国家之网的和谐。这一点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另外，柏拉图继二分法之后讲述了本篇唯一的一个神话故事，即“反向旋转的宇宙”。这个故事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纠正二分法中对政治家的界定，把政治家从神灵的位置被拉回到了人间，神性色彩遭遇否定，获得承认的只是其人性的部分。[16]
其次，柏拉图意识到了法律的另一层作用。在《政治家篇》中，一方面他仍坚持认为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表现为法律的统一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即“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是正确的”，[17]并且法律对具备王者技艺的人的束缚。[18]另一方面，柏拉图又认为法律是必要的。因为他意识到“权力和智慧结合于一身是罕见的，人性又是自私的，”[19]通过医生和船长的例子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对掌握真正技艺的人不作任何约束，他们既可能突破现有法律的支配，实现对现实的改进，也有可能在野心的推动下为谋取个人利益牺牲整体的利益，而后一种结果对社会的破坏程度要远远大于法律的严格性对独立研究的束缚。这样看来，法律的保护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人们可以通过它向真正的统治靠近。因而，柏拉图最终认定，在一个法治的城邦还是应该遵守法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对“哲学王”思想的改进。
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反映了他迫于当时的政治现实，试图拯救每况愈下的希腊民主制的美好愿望。透过他的著作，柏拉图对哲人与城邦关系的反思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精英教育，道德教育。然而，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道德领域却出现了缺失，人们以不择手段追求功利为目标。面对生存的困惑，人们呼唤道德的重建。可见，我们在强调法治重要性时，不应该忽视道德的重要作用。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永远保持一种“正义”的信念，以批判为其社会功能定位的，而这也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来使命。
【参考文献】
[1]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A].刘小枫，甘阳.柏拉图注疏集：苏格拉底的申辩[M].吴飞，译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14-117，32b-32e；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刷馆，2001：161.
[2]HannahArendt，TheLifeoftheMind：Thinking，New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78，p.173.
[3][4][5][6]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57，369，370，128.
[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74.
[8][9]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16-518，597.
[10]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62.
[11][12][13][14][15]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84-487，502-506，540-541，248，251.
[16][17]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4，145.
《理想国》展现了作者超凡的教育理念。柏拉图非常重视教育问题，他为理想国设定的很多规矩、礼仪、道德，都没制定成法律，而是寄希望于通过从小时候开始的教育来引导人的行为和方向。下面为大家精心整理了一些关于理想国读后感，请您阅读。
理想国读后感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说的真是一点不错。一本好书就可以让人明白很多的道理。一本好书可以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每读完一本好书就会让人豁然开朗。是书让人类走上了进步的阶梯，有了今天这欣欣向荣的世界。书这无声的预言家，预知着未来，预知着中国的梦。
知道柏拉图的人几乎都知道《理想国》这本书，这本书不仅详细记载了古希腊的经济、政治、文化，更以对话体完整的表达了柏拉图的哲学见解和政治理想，在世界哲学史上、政治史上都是一份瑰宝。这个学期，我用心的'读完了电子杂志版的《理想国》，感觉既有启发又有异议。
我没想到，我随意读的一本书，竟让我邂逅了这位古希腊大哲学家;我也没想到，正是他，让我从新对身边的很多东西有了新的认知;甚至让我对快乐，幸福，痛苦，善，正义，勇敢，激情，欲望，智慧，爱情等有了新的定义，而正是这些新的定义，让我多多少少地扫去了那些旧的理念，开始往另一条曲径去通幽，而且，因为我不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可以更真切的去选择我需要的，我不是格劳孔，总是赞成苏格拉底的，所以我同意，智慧是快乐的，正义是善的，欲望与激情是恶的，而理念与激情是追求智慧的最好组合，爱要是苏格拉底或伯拉图的似的爱，而勇敢需要好的智慧做伴，做正义的事，不做王权……
但我不赞成天堂与地狱会接纳好人与坏人，灵魂也不会脱离肉体而存在，更不会不朽，而且王权不一定是哲学家，虽然他可能不是指我们现在的哲学家，但绝对不是最有智慧的人……
现在可以说为什么要感谢他了，其实我那两天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认同着物质与金钱是最好的快乐，另一方面，我又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属于现在大多数人所默认的幸福之上，并把他作为一种追求。怎么说呢，就象伯拉图在理想国所写的，我是金，银，铜的混合体，虽然这是不成立的，但是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最好的比喻，他们在我灵魂里不协调的运作。可是，苏格拉底说，可以让善驾御其他两种，这是可行的，而且，我所要的东西，就是那种，当然，哪一种，这是我的一个理念。
理想国读后感2《理想国》是一本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交织的煌煌巨著。无怪乎一次辩论课上，我提到这本书一个学期的时间也读不完的时候，沈友军老师补充说这是一辈子也读不透的大书。它通篇充斥着哲学的智慧，饱含着政治思想的精华，这体现了柏拉图毕生所追求的理想：“政治家应为哲学家，哲学家应为政治家，政治家应为哲学王”。
《理想国》一书，讨论的热点是正义哲学的问题。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玻勒马霍斯、色拉叙马霍斯等智者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们先后讨论了“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份的报答”，“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等观点。苏格拉底一一进行了驳斥，并最终得出了正义的真正概念。然而文章没有仅仅落在关于个人正义的讨论上，柏拉图其实着眼于城邦的正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并将这条正义原则归结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当然，柏拉图的城邦是不是所谓的众生平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的人人平等的国度。他所谓的城邦是分等级的，也就是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劳动者。
柏拉图是如何确立“政治家应该为哲学王”的思想的呢?根据史料，柏拉图应该是经历恩师之死后，感受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败，才得以萌发政治家应该是“哲学王”想理。在他为实现理想政体而游历的20_年中，在游历塔仑它木时结识的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启泰，则为他的“哲学王”理想，提供了现实的雏形。阿启泰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又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问世虽已有千载，却仍然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它引领了一股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更加有效治理国家的思想潮流，可谓功莫大焉!
理想国读后感3曾经以为智者哲人如柏拉图者，其著作势必是艰深、睿智、充满智慧的火花因而很容易使阅读能力与理解能力如我者迷了眼，如坠云端而不知所踪。从来认为像《理想国》这样的西方哲学史上有着如此虚无缥缈的书名的煌煌巨制一定也写得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使人没有读下去的勇气。曾经因为看莎士比亚文集，对几乎是纯对话的文体心存恐惧，觉得这样的作品会因为情节的缺乏而造成兴趣的缺乏，看着太累。
现在不知道是因为我长大了，对情节没有过去那样依赖，还是译者的水平，还是柏拉图语言中所达到的妇孺可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境界，还是我自己的愚昧无知欢乐多，读同样是对话体的理想国，第一卷下来我竟丝毫不感到乏味和疲劳。虽然几乎没有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但从柏拉图(尽管书中的主要谈话者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出现，但由于柏拉图是《理想国》的作者，我愿意将他当作柏拉图。或者说，到底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谈话中的思想。)有些俏皮但充满思辨智慧的语言中，我却仿佛看到柏拉图和他的挑战者们的唇枪舌剑的场景，看到柏拉图一层层地将对手驳倒，看到一群哑口无言的人不甘心的眼神、面红耳赤的模样和柏拉图有点坏坏的笑容，看到了他们的一笑一颦，一惊一怒。也可能是大一,大二时候看辩论赛的惯性吧，我居然很享受他们这样的一种思维的碰撞，语言的交锋。
肯定的，以我现在的阅历经验、知识结构和能力，我对理想国精神实质的理解是相当肤浅和粗陋的，甚至都没有触及问题的皮毛极可能是隔靴搔痒。我不可能有见地地发表对理想国的看法的，也没有办法很系统的说出它有什么好来，说出它的价值所在。我只是觉得很快乐罢了，因为觉得有意思所以笑了。
但是，给不同层次的人不同的理解空间，开卷有益，能领会到多少就是多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理想国，这也是许多传世巨著的共性吧。尽管这是专业课的推荐书目，我却不想让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此，这是说得好听的，其实是说我的思维未必可以达到从专业或者哲学角度思考和分析的高度，我只想记叙自己对书中字句的一些理解以及由他们引起的一些联想。纯系感想，无关学术，如有雷同，实为巧合。
理想国读后感4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通过苏格拉底与他人丰富多彩、环环相扣的对话，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这个城邦是历史上大大小小“乌托邦”的开山鼻祖。
该书是柏拉图中期思想的总结，其语言华丽，逻辑缜密，想象丰富，阐述精彩，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
理想国的宗旨是缔造一个秩序井然至善至美的正义国家。围绕这个宗旨，柏拉图开篇不久就开始讨论什么是正义的国家，而不是什么是正义的人，他从城邦至公民、从上往下、从大往小地理想化地安排了城邦公民的一切，生活、工作、教育及一切。
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这个国家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普通劳动民三个阶级组成。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家应该为政治家，政治家应该为哲学家。哲学家不应该是躲在象牙塔里死读书而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去努力实践，去夺取政权。政治家应该对哲学充满向往，并不断的追求自己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而这些所要体现的东西在他的《理想国》开始时候并没有直接提出来，他是利用了正义二字逐渐将其拓展并且引申出来的。正义是一种好的表现，然而什么是正义呢，面对这个看似很好理解的词语，柏拉图首先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拉图的《理想国》里面不仅有着他对理想国的阐述，也包含着一种朴素的辨证主义观点和应变的思想，他自始至终没有明确给出正义的定义，也暗示着人们，这里没有什么正确的定义，还需要继续的探索研究，只不过他的想法是让人们去利用这个探索研究构造他那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国。
理想国读后感5《理想国》是一部政治学经典，但在读这本书时，我的思维常常在字里行间悄悄的远行，所以有时候不得不停下来想想自己的思维跑到了哪里，是怎样跑的。这本书不是很容易读懂的，在细读起来总是觉得在和先哲对话时少了那份开阔与气度，多了些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很想用自己的话去理解去探索可那毕竟是一道很漫长且艰辛的路，所以我将慢慢的前行，那样收获的也许才更多。
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刚开始讨论的话题就是“正义”问题。正义真的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有时想与其长期的在屋里思索理念上的正义还不如做一件正义的事，为一些不公发发自己的声音来的更为实际。也许这是浮躁也许这也是心虚，因为正义千百年来许多人都未明白，仿佛自己能恍然若悟的几率也很小。但我却相信自己和柏拉图一样，对正义有着强烈的憧憬与向往!可他认为绝对的正义在神那里，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而对于自己甚至对于整代中国人来说缺乏信仰总是让我们有时候焦虑、孤寂、无所适从，不知未来、过去，甚至不明白现在。柏拉图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我很喜欢，也许理解不同但真的很喜欢因为有了自己别样的感触。
柏拉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学家也是一位哲学家，其哲学智慧尽管没有专门的哲学专着，但却几乎体现在他的每部着作当中。不论是从早期的《理想国》，过渡阶段的《政治家》还是思想有了较大转变的《法律篇》，都闪耀着西方哲人的智慧之光。
论文摘要: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对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阐释值得商榷。有些学者认为，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奠定在比较科学的哲学基础之上，价值取向上是为社会服务的。简单地把马克思和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等同起来。其实二者在其理论出发点、内涵及实现途径上具有显著差异，不能简单等同。
马克思和柏拉图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思想巨人。探讨二者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差异，不仅有助于厘清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积极因素和理论局限，而且对准确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理论出发点差异的辨析
(一)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抽象人本主义的过程中，把目光从神秘的绝对观念、抽象的理性投向感性的现实世界、现实的个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中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因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观察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是人的异化。马克思揭示的异化是指劳动异化。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人的异化规定为四个方面:一是劳动者的劳动同他的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创造的产品越多，越加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奴役。“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二是劳动者同他的劳动过程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自由的劳动过程中应该感到愉悦和快乐，可在资本的强制下，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一旦强制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三是劳动与它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本应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四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工人之所以不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劳动过程中不能感到愉悦，这是人们在生产关系中不公平的地位决定的，是前三个规定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支撑，分析了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的过程统一。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剥削和奴役关系的再生产。他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现实的具体人—工人劳动者的悲惨境遇及其异化的全面性、历史性。资本本是人的产物，却取得支配一切，决定人的命运的无穷力量;人原本是历史的主体，却葡甸在商品、资本的绝对权威之下，成为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奴隶和工具。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对抗性矛盾贯穿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一切方面和全过程。扬弃异化，摆脱奴役，不仅源于强大的道义力量，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逻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奴役制度的历史必然性。而共产主义又是和人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强调:在共产主义的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怎样摆脱资本对现实人的野蛮奴役，扬弃异化，实现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现实个人的生存境遇出发，通过对现存社会有机体内在矛盾的精辟剖析，探寻到消除工人苦难境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及其现实路径。可见，现实的、感性的个人是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
(二)柏拉图的理论出发点:抽象的理念
柏拉图的教育观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他肯定智者学派的“三艺”(文法、修辞和逻辑)，完善了“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且重视体育训练，促进公民德、智、体、美的全面提升与和谐。柏拉图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无疑具有很多可资借鉴的合理内核。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他的理论出发点不是现实的、感性的个人，而是神秘的、先验的客观精神实体—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理念先于个别的可感事物而存在，是万物的本原和模型，个别事物是理念的摹本和影子。他认为善的理念是最高的理念，是理想国的最高价值目标。柏拉图认为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国家分层统治就是善的理念表现形式。他主张理想国的公民应分成三部分: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这三个等级体现了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与此相应需培养三种德行:智慧、勇敢和节制。柏拉图认为，应由哲学家管理政务，军人保卫国家，普通人从事生产活动。这三个等级在国家里面做各自的事而不互相干扰的时候，一个国家便成为正义的国家。要建立理想国，实现善的最高理念，关键在富有哲学素养的统治精英。而统治精英不是“自发地产生的”，必须由“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由此柏拉图提出人才培养应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根据公民的等级和察赋进行分层培养，以实现理想国的社会蓝图。柏拉图的核心教育价值理念不是自由和个性，而是集体和秩序。为此柏拉图主张儿童的游戏规则和运动方式应长期保持不变，确保理想国的和谐与稳定。“如果游戏时常被破坏，时常有新的变化，不管在体态或服装方面，年轻人不觉得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可是凡对什么东西的款式、颜色等能创造出新奇的是被人尊敬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老实地说，一个国家里最大的危机莫过于此;因为凡是改变游戏的实在是暗中改变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厌旧喜新。”不难看出，柏拉图的人才培养思想着眼于理想国的政治目标，而理想国的制度安排又是善的理念的外在化和具体化，这种善的理念不是历史的、具体的，而是先验的、抽象的。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力量不在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变革，而是对先验理念的洞察和感悟。可见，柏拉图的出发点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抽象的理念。其教育思想虽有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成分，但核心价值目标是要实现由抽象理念支配下的理想国的等级政治理想，以牺牲公民的个性自由来换取等级制度的秩序和稳定，彰显了强烈的社会本位主义伦理指向，与马克思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二、内涵差异的辨析
(一)从主体的全面性视角来考察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每个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社会应该提供这样的条件，使“每个有拉斐尔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的可能。”从主体的视角看，全面发展的“人”不是少数统治精英，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发展权不为统治精英垄断，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人的全面发展不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所有公民都平等享有社会提供的发展条件，全方位进行改造外部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全面开展社会交往，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实现自己的自由个性和内在潜力。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任何一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一切人的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得不到解放。”马克思还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动人情景，充分体现了主体的全面性和发展内容的丰富性。“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柏拉图关于主体发展的全面性主要限于知识精英内部。他的人才培养思想以其理想国的分层等级政治制度为依归。在初等教育阶段，除奴隶以外的所有公民都接受体育、音乐、道德等基本教育，主体尚有一定程度的全面性;但在较高的教育阶段，第三等级的劳动者失去了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权利(个人享赋特别优秀的除外)。这一阶段的教育范围比较广泛，主要通过数学、天文学、谐音学和辩证法训练，超越感性思维的局限性，提升抽象思维能力，这对完善人的心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人的发展主体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柏拉图认为只有精通辩证法的哲学家，才能把握善的理念，掌握高深的知识和智慧。而绝大部分第三等级的体力劳动者只有最低感情的灵魂，不具掌握高深知识的能力和可能，也没有进一步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权利。“人们按其能力说，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些人是为统治而诞生的，另一些人是为辅助统治而诞生的，至于其它的一些人则是为种地和做工而诞生的。”柏拉图把人的能力差别凝固化、绝对化，把较高层面的个人发展权仅限于少数知识精英，这与马克思强调的让每个人共享发展权的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二)从范围的全面性视角来考察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二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与共同控制;三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丰富实践中，马克思特别重视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的基本依据，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人们正是通过生产劳动，改造了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拓展了人的发展活动空间，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尽情挥洒。生产劳动既改变外部自然，“同时改变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到自己的控制。可见，人类通过生产劳动不仅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和社会关系，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的内在世界。生产劳动创造了人的类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不是单个人的孤立活动，而是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因此，人的全面发展也包括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普遍拓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摆脱狭隘的分工、地域、民族和国家的限制，建立起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次的社会联系，个人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个人，越来越善于利用社会交往的积极因素丰富和发展自己，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巨大潜力。
柏拉图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也具有范围上的广泛性。他的基础教育主要包括体育和音乐。对于等级和享赋较高的公民，柏拉图还主张对其进行理性教育。通过数学、几何、天文、哲学训练，剔除人的感性欲望对灵魂的诱惑和纷扰，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理智的清醒。
柏拉图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范围虽然比较广泛，但未把物质生产劳动纳入其中，这是他对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理解的重大偏差。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柏拉图对人的本质的唯心主义理解。他没有把人理解为现实的、感性的个人，没有理解正是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人的本质。柏拉图把神秘的理念作为最高的本原性存在。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现实的生产实践决定的，而是抽象的理念决定的。柏拉图把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视为低贱的、非本质活动，而把脱离生产实践的抽象思维活动误认为是人的本质活动，由此认为普通劳动者的物质生产必将导致人的物欲膨胀，美德的沦丧，理性精神的没落，不利于理智与理念世界的接近。柏拉图没有把物质生产活动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试图通过脱离生产实践的纯粹理性训练，摆脱感性欲望和经验对理念世界的诱惑，达到对永恒理念的本质把握，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由于柏拉图没有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劳动实践的产物，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因而也忽视社会交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影响。他反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合理流动，主张把在一定历史下产生的社会分工凝固化、永恒化。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各司其职，不可随便转换。否则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柏拉图认为“这三类人如果易位而处，相互对调，一定会使国家受到最大的损害，也可以说是对国家做了最大的坏事。”由于脱离了生产实践，脱离了与其它社会阶层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割裂生产劳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即使是他寄予了厚望的知识精英群体，自身的发展也不能不受到狭隘交往关系的严重制约。因而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和局限性。
三、实现途径的差异辨析
(一)马克思:联系社会发展探讨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既要通过教育自身提升人的素质和能力，又要通过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人具有能动的主体精神，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改造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人又是一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任何人的历史创造活动都不能不受一定的现实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伴随着社会进步的时代浪潮，人的全面发展呈现为不断演进的三大历史阶段: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自由个性。马克思高度重视生产力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他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生产力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为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也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增强的显著标志。人们正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使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从而烙下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深深印记。当马克思把工业发展作为生产力进步的时代标志来理解时，他积极肯定了工业发展与人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赞扬工业是一本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由此可见，马克思高度肯定生产力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把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又一重大举措。在马克思看来，发展生产力的确是人的发展强大推进器。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任何发展会自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合理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尤其是在旧的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私有制及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发展并不同步而行，相反，正是通过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基于此，马克思强调必须变革奴役人、摧残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论文摘要：“身份思考是一种强调思考行为“主体身份”的思考方式，美学家们在认识美学对象时将自身的特定身份介入进去，能历史地反思美的具体存在所具有的特性，弥补传统美学研究中的大一统性的缺陷，“主体身份”视角介入美学研究是可行的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西方传统美学的发展史主要就是寻找美的本质及其确立审美判断的过程。许多伟大的美学家为了捕获这个确切的答案，曾为之弹精竭虑，做出了长久的努力。但是美的本质始终无法寻得，普遍的审美判断亦无法建立起来。是世界上根本没有先验美的本质，还是美学家们的思考“位置”出现了失误?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属于同一个问题，即思考范式(知识型)的构形直接决定着思维的逻辑及其结果，进一步说，人们“审视”美的特定视角就建构着某种具体的“美学事实”。下面笔者便从“身份”视角对西方传统美学中那个难解之谜作“换位”式思考。
何谓“身份”思考?它是一种强调思考行为的“主体身份”问题。思考作为观念陈述的一种方式，一端连接着思维的结果，另一端连接着行为主体，这是一个内在的连贯性过程，其中，各个组成因素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定义。简言之，某个思考行为及其所包含的结果并非意味着与主体的隔断，而是深层次地关联着思考主体的特定身份，诸如人的利益诉求、语境、陈述视野、各种成见等等。正是这类身份标志，才决定着人们的透视视野及其运思逻辑，并最终影响着思维的结果形态。就西方传统美学观念而言，它所遵奉的思考范式一直归属于“无身份”陈述。很多美学家在表述各自的美学观念时，试图立足于“真空”之中，从存在论上(或许是无意的)忽略或忘掉了自己的特定身份，即自己的有限性存在语境，从而割断了思考行为的连贯性或一体性，最终做出了各种欲强行推及一般却始终无法实现的美学结论。
反之，如果换个位置思考，美学家们将自身的各种特定身份介人进去，那么就会发现，所有的不同美学观念及其审美判断都有存在的合法理由，它们虽然是异质的，无法通约的，但并不妨碍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下面便结合着西方传统美学史中两位代表性思想家的美学观念，作一下佐证。
在(大西庇阿斯》篇中，柏拉图做了给美下定义的最初尝试，即找出“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就是那件事物成其为美的”所谓美本质来。柏拉图虽表示出了“美是难的”无奈，却还是横下心来挖出了美的本质:美是理念。这个对美本身的判断真不真实?它有无普遍性?后起的美学思哲们可谓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衡量美的观念及审美判断不适宜用“真假”或“正误”的标准，而应该由“身份”的立场审视其合理与否，即其有无根据。如柏拉图的“美在理念”说，如果转换成完整的合乎语境的陈述形式应该为:“我”(柏拉图)认为美在理念。这个“认为”作为柏拉图的行为方式包含着许多含义，诸如确信、感知、体验、推论、判断等等。
柏拉图作为特定的生存个体，一方面会在实际生活中感受体验着美，另一方面作为一位伟大的美学思哲，又试图确定地“知道”美。柏拉图对美所下的判断实质上是从后一立场上作出的，他力图客观地告知人们美的普遍意义是什么。柏拉图的意图是神圣的，因为他想提供给人们知识，然而他的思考规范行为却显得有些粗暴，因为他将自己作为有限个体所把握到的审美经验升华为绝对之物，进而推及到一般。这其中隐含着由或然性的“是”到必然性的“应该”的价值转换。按照尼采的隐喻说法，这是“权力意志”在作怪，亦或称之为福柯式的“知识权力”游戏。
在笔者看来，柏拉图的美学观念有其合法性，这联系到柏拉图的个人“身份”就会自明。柏拉图作为特定的贵族阶层，其存在立场决定了他对于包括艺术与美在内的诸多现象的认识都受制于某种特定的历史语境。同时，柏拉图作为“理念”哲学的创建者，他从作为至高实体的“理念”推论出“美在理念”的观念，就表明了这种逻辑推论的合法性。换个立场看，假如一个作为农奴身份的“西庇阿斯”说“美是一只汤罐”，这又有何不可呢?
再比如亚理斯多德，亚理斯多德一反柏拉图的做法，在客观的现实世界本身去寻找美与艺术的本质。他认为，美不是理念，美主要取决于体积的大小适中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和谐统一。依照通俗的说法，亚理斯多德的美学观念和柏拉图的美学观念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二者截然不同，但他们却都声称自己发现了“美”的本质。这是为何呢?与柏拉图一样，亚理斯多德作为古典时代的一位认识者，他的思考身份与柏拉图相较，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很多差异。相似之处在于，他犯了与柏拉图同样的错误，即同样忽略了自己的主体身份，把从自己思想系统中演泽出的美的特有属性强行推广至普遍性;差异之处在于，他的特定个人身份与柏拉图分属于特殊的个案，故而殊途殊归。
根据上面的例证，笔者可以初步总结出立足于“身份”视角所展开的美学反思将要贯彻的主要思想原则。
第一，“身份”强调立足于“主体视角”来认识美学对象。这种特定的透视主义不从“大写的人”出发而抹掉一切有限性来寻找所谓美的绝对本质，相反，它着眼于个体自身的有限性，包括经验背景、利益立场、知识视野等诸多方面所限定的身份标志，由此出发，认识者才能历史地反思美的具体存在所具有的特性。这种对美的把握方式必然不是全视角的，而是存在着盲点，其对美所作出的评价和分析仅仅局限于他自身的认知视野，所获得的美学成果也相应具有一些片面性。
第二，“身份”标志不预先假定研究对象存在着所谓的“客观事实”。与西方传统美学孜孜以求美的本质或审美判断的普遍性不同，身份视角彻底阻断了通向美的先验本质的通道，它主张此类先在的独断中心是传统经验意识的幻觉，是根本不存在的，故而有限的认识个体不可能遭遇到美的绝对存在，相反，特定的个体身份只能捕捉到有关美的相对性。
第三，“身份”主张美的相对性、多元性，尊重一系列有限性审美实践的差异性，强调它们之间的“异质”与“平等”。“身份”的介人将取消先验美的绝对存在的，这就为审美认识的多元平等性开辟了存在的空间。“在场”之美既不在场，便从根本上打消了某些权力知识分子试图借此获得支配一切的逻辑或事实前提。
第四，“身份”视角倡导美学学科的历史性与创新性。由于美的观念形态不再来源于非时间性的绝对存的，而是受视角和观念的限制，这势必将美学思考拉向具体的认识语境。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中，某些美学观念的意义才能合法地呈现出来，由此，美学才能够进人历史。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语境的存在是无限的，所以人的认识身份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而在此根基上生长出来的美学观念也将相应的发生改变，这势必引起原有的美学结构的调整，从而导致美学学科不断走向创新。这对于打破原先由单一性美学概念所支配的美学原理体系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
根据笔者的教学经验，文化对比教学理论的使用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随教学内容、学生反馈和教学方法的不同而适当调整。总的来说常用的有教师直接对比法、按教学反馈对比法和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三种。
1教师直接对比法
比如在讲到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时，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方法一一介绍柏拉图的生平、思想体系和对后世的影响就会显得枯燥乏味。笔者在谈论到这部分内容前会布置学生查询和阅读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资料，在课堂上教师主要介绍柏拉图，当遇到其经历或者观点上与孔子有契合处时会邀请学生讲解有关孔子的相关内容。譬如笔者提到柏拉图在早年时期曾旅行至埃及、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最后苦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开办学校向青年们传授他关于道德和政府的理论，他所创办的“学园”成为西方最早的高等学府。这时学生已通过前期准备了解到孔子的经历，他们能够指出孔子在一生中花极大的一部分时间来周游列国，在从政失败，没能找到赏识他建议的君主后从事教育兴办私学，开创中国私学之首。学生们此时会惊异于东西方两位先哲在经历上惊人的相似，因此对了解柏拉图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愿望，教师这时由浅入深，在学生建立了对柏拉图初步了解后引入较为难理解的这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笔者从两位先哲对人之本性的观点开始，学生通过提前阅读了解到孔子认为所有人本质上是善的，或者说经过教化后可以成为善的。笔者在此解释柏拉图与孔子思想的迥异，柏拉图认为大多数人容易被暴君或贪欲欺骗，因此他们需要被控制，而掌握控制权的人，即“护卫者”能懂得普遍的真理［3］。孔子强调的是广泛的人类行为，他的中心思想是“仁”，即各种美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套修身达人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教化的政治观念［4］。而柏拉图则强调受过精心教育的统治阶层的行为。通过解释在人性看法上的差异，教师进一步扩展到他们各自对理想政府和社会规范等方面观点的不同，并和学生一起探讨他们对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让学生在课堂讲解中扮演一定角色能够加强他们对目标文化的兴趣和理解力。课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改变了传统文化教学中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孤立学习的方式，将死板的教师“一言堂”变为轻松活泼的“中西文化历史小型研讨会”。
2按教学反馈对比法
除了邀请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进程中和教师一起通过中西方对比探讨西方文化发展的特点外，教师还应该时刻密切关注学生对所讲授内容的反馈。当学生表露出对某些历史现象的发生表示不解时，教师应该认识到这样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中西历史发展上造成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学生理解的障碍。笔者在开始讲授古罗马帝国时期时首先介绍古罗马在进入帝国时期后从公元一世纪后期到西罗马灭亡的三个多世纪内绝大多数皇是非正常死亡，这些贵为皇帝者的结局均十分悲惨，他们或被敌军杀死，或被自己人杀死，抑或因绝望于别无选择而自杀。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惊讶和不解。这时教师应适时指出学生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一阶段的罗马皇帝与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皇帝的命运千差万别，因此文化教学中初步的自身文化和目标文化的对比激发了学习者学习的兴趣。教师需要进一步对比说明古罗马帝王和中国皇帝主要的差别。首先，皇帝的出身和人选不同。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禁卫军和军团互相倾轧、不择手段的把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推上皇位，内战由此频仍爆发，国无宁日。政局混乱导致皇位的风雨飘摇，帝王如同走马灯似得更换。因此，对每一位罗马帝王来说时刻都是危机四伏、性命攸关［5］。而中国从夏朝的禹开始实行王位世袭制到秦朝时确立了延续整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世袭制，这种世袭制通常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方式。虽然无法保障候选人有做明君的资质，但这一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和朝代的稳定［6］。因此与古罗马历史相比，因为争权夺位导致皇帝的非正常死亡在中国历史上是较少的。在解释完皇帝来源不同后，教师可扩展到皇帝权力方面，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古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比如把开创罗马帝国时代的屋大维和确立封建帝制的秦始皇进行对比说明。通过教师及时的讲解和阐释引发学生对目标文化的反思，能够提升他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客观分析能力。
3激发学生主动对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