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强烈的国际对比促使学界、商界、政界不得不思考如下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欧美模式有何不同？中国这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
国家资本主义
与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例，政府参与投资的企业占整个中国股市价值的80％以上；而且2011年进入全球500强的57家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
如今，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都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国家干预，这些市场经济被笼统地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笔者与香港科技大学李系、刘学文两位教授的一项研究从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解释了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平均利润率很低，工资待遇很差，而近十年来国有企业的平均经济利润率节节攀升，反而超过了私人企业？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垂直结构。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仍垄断上游的一些关键性产业和市场，而下游的产业绝大多数允许私营企业进入竞争并对外开放。由于中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贸易开放，使得符合中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下游企业得以大量出口，经济迅速增长。同时，下游产业对上游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而国有企业恰恰垄断了这些上游产业，所以国有企业的赢利得以快速增长。
很多人将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利润完全归因于垄断和补贴，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而言，垄断和补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上世纪90年代都普遍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之前的国有企业平均利润率相对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这么低？
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和开放，尤其是1992年“邓南巡”以后，下游的符合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在政府“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政策下，除了烟酒，很多下游产业中的国企都失去原先的垄断地位，并且由于它们承担了额外的社会性和政策性的负担，加上产权引起的各种公司内部治理问题，所以竞争不过民营和外资企业，纷纷亏损、倒闭、转制，从而将国企的整体平均利润率拉低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下游的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和转制。所以这段时间里，国有企业整体上从短期来讲是改革和开放的受害者。
国企增长之谜
但当亏损的国企从下游产业基本退出完毕后，剩下的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假如没有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强劲的外需，对于下游企业的产品需求就只能限于本国的消费能力，那么下游的产量就会远低于现在的水平，从而对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也就会大大降低，国企就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
反之，中国对出口实行各种鼓励性的政策，并积极投资道路、港口等基础性设施，这不仅有利于下游企业的出口和扩张，也间接有利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更进一步地，给定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消费，假设中国政府把钱借给外国的消费者能立即换来大量外需，那么中国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从这种资本项目的不平衡中获得更多好处。
另外，上游国有企业之所以可以持续地高赢利，与中国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密切有关。中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大国，仍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廉价劳动力为上游国有企业的垄断定价创造了更大空间。
反之，假如中国是一个人口小国，那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一定会迅速拉升劳动力成本，而为了保持最终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上游的国有企业就无法对它所提供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再征收那么高的垄断价格，利润就会大幅减小。
尚需继续改革
行文至此，我们自然要问：世界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使得中国的外需相对下降，另外，近两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如果不继续改革，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会持续下去吗？进一步地，中国的这种具有垂直结构特点的“国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可持续吗？中国会不会也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再高速增长？
根据我们的“垂直结构”分析框架，答案很清楚：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上游国企的高利润便不可持续，而要使上游国企继续维持高利润有三种途径：
一是不要轻易放弃外需，这就必须让产业结构顺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向附加值更高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方向以合适的速度不断地升级；二是保持内需的高增长，特别是要提重偏低的消费内需，这就需要提高广大劳动力的收入，健全养老医疗等保障体制；三是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
如何使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率？是否必须私有化？一方面，上游某些产业的垄断地位并非完全因为所有制导致，而是自然垄断。所以，即便将这些企业私有化或允许新的私人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最终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垄断性。而且其中有些产业的确涉及国家安全，需要政府的参与或监管。此外，正如西方很多国家抱怨的那样，中国的大型国企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中经常名正言顺地得到股东政府的支持而占据很多额外优势。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垂直结构”绝不意味着分属不同产业的国企和私企从此不再具有排他性的竞争关系。相反，国企和私企不但在附加值链条上分蛋糕，而且还要在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上竞争。
关键词：新形势；企业档案；流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进行，现代企业制度得到建立和发展，国家的社会环境、传统发生了制度创新，尤其是在现如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档案的流向给国有企业的档案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是档案管理员应该深思和研究的方向。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大多数国有企业都纷纷重组改制，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了，那么这些产权发生变动甚至是破产的国有企业的档案该何去何从呢？因此，新形势下企业档案的流向问题成了讨论的热点。
首先，先谈一下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问题。
针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1998年由国家档案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了《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在原则上对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的档案做出了处置：
1.基建档案、设备仪器档案随其实体归属；产品、科研档案（其中含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档案）按有关政策法规办理，没有规定的由双方商定处理；会计档案按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有特殊规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管理档案由双方商定，可移交接收方，亦可随党群工作、行政管理档案移交企业主管部门或寄存所在地国家档案馆；
国有企业之间兼并的，被兼并企业的档案归属于兼并企业或新设置的企业，由兼并方统一管理，单独保存。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合并，其档案处置按国有企业之间兼并的档案处理办法办理；
国有企业被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合作等非国有企业兼并的，其党群工作、行政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管理类档案按隶属关系移交企业主管部门或寄存所在地国家档案馆，也可由企业主管部门或所在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定有关企业代为保管；
国有企业整体出售给国有企业的，其全部档案归属于买方；国有企业整体出售给集体、私营和中外合资、合作等非国有企业的，其档案处置按第1条规定办理；
国有企业实行承包、租赁的，其档案处置列入双方合同契约。承包、租赁前该企业的全部档案由发包、出租方安全保管，承包、承租方可以按有关规定查阅利用；承包、租赁期间形成的档案，由承包、承租方按国家有关规定负责收集、整理、保管，承包、租赁期满，向发包、出租方移交，并拥有使用权；
国有企业以其全部资产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改组后的档案另立全宗，由股份制企业管理。国有企I以部分资产改组为股份制企业的，进入股份制企业的部分，其改组前后的档案分立全宗，由股份制企业管理；未进入股份制企业的部分，其档案由原企业自行管理。
有了《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就能以其为根据，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依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因为“大连市主管企业改制的有关主管部门认为，企业由国有性质变为民营，意味着原国有资产已经全面改变性质；而转制后的企业工作与原企业具有连续性，需要经常不断地利用档案。从企业工作衔接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档案留在转制后的企业更为有利”[1]，所以我认为在根据具体情况对国有企业产权变动中档案的流向进行分析时，应该尽可能使档案留在专制后的企业。
国有企业兼并集体企业的，则集体企业的档案归国家所有；集体企业兼并国有企业，经双方商定，国有企业档案可以成为集体企业档案的一部分。但是对兼并企业档案的管理要注意的是，兼并与被兼并企业在兼并之前的档案，应各为一个全宗；被兼并企业在兼并之前的档案被兼并企业接收后，应单独管理，不能和兼并企业的档案合并在一起管理，更不能相互混淆。
整体出售给国有企业的，则档案应归属于买方；企业出售给私营企业的，经双方商定，则档案可以由买方接收。当然为了掌握出售企业的档案情况，出售企业可向主管部门或档案馆报送一套档案移交目录或移交书，以便企业主管部门或档案馆掌握出售企业的档案流向，备作查考。那些与本企业发展关系不大，但是又涉及保密或对其它方面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材料，在经得买方同意的情况下，出售企业应单独整理，移交到企业的原主管部门或同级档案馆。至于涉及知识产权及专利的档案材料，在企业出卖时应作为无形资产一同出售给买方；如若买方不要的，可以移交给企业的原主管部门或同级档案馆。
其次，再谈一下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的流向问题。
针对国有破产企业的流向，以上海为例，1999年由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联合制发了《上海市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管理规定》，在原则上对上海市国有破产档案做出了处置：
1.破产企业属产权范畴的科研、基建、设备、产品档案随产权的变更而转移；其它档案应当移交给企业主管部门管理；无企业主管部门的应当按管理权限移交给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代为保管；
2.破产企业被拍卖的，记载国有资产的档案须经资产评估后，方可有偿转让给买方；企业党群工作、行政管理、经营管理档案及会计档案等不需转让的，由地方综合档案馆或新型档案机关接收；
3.破产企业产权出让给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不需转让的档案可移交原企业主管部门管理；
4.破产企业档案清理移交工作应当与国有资产清算移交工作同步进行。在企业资产评估中应当包括记载企业无形资产（商誉、商标、专利、专有技术等）的档案；
5.下列破产企业的档案应当由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无偿接收：（1）企业历史较久，建国前在本市、本地区的工商企业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破产企业档案；（2）企业建国前的历史档案已经被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接收进馆的破产企业档案；（3）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本市、本地区经济发展曾起着重要影响并具有一定地位和作用的破产企业档案；（4）属本市、本地区首家破产的破产企业档案。
《上海市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管理规定》只是提供了一些处事原则，具体问题仍需具体分析。
根据《上海市国有破产企业档案管理规定》，企业在破产以后，除作为资产转移的设备、基建档案随产权变动与实物移交外，其余档案则向企业主管部门或市或区县综合档案馆移交，不随企业的破产拍卖而卖给私营企业。但事实上，档案馆不可能完全接受破产企业的档案，这就意味着需要一个中间机构来暂时接收，而且应该是有偿的。
破产企业产权拍卖给外资企业的，其档案不能随着企业产权的拍卖而卖给外资企业。许多国有企业的档案除具有自身使用价值外，还具有社会使用价值。每一份企业档案都可能有社会使用价值，而这种价值又是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这是形成档案的企业是无法鉴定和判断的，只有通过档案馆才能完成这种工作。如果将破产企业档案卖给外资企业，也意味着将企业档案的社会使用价值同时卖给了外资企业，而且，这样也不利于保密和技术安全。因此，不能将破产企业的档案卖给（或移交）外资企业，而只能由档案馆鉴定接收。
最后，再谈一下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终止时档案的流向问题。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终止时档案的流向，1994年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档案局联合下发了《外商投资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在原则上对外商投资企业档案档案做出了处置：
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解散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营企业的档案交由原中方合资、合作者妥善保存，或向当地国家档案馆移交。外资企业的档案按以下情况，分别处理：
1、外资企业延长期限、分立、合并或其它事项变更的，该企业的档案向变更后的企业移交；
2、外资企业期满或依法宣告破产的，该企业的档案向上级或所属市、区、县档案馆移交；
3、外资企业因违反法律、行政规章被依法责令关闭的，按照有关机关的决定处理；
4、原企业根据需要可保存有关档案的复制件。
总的来说，外商投资企业的档案只能流向中方，要么由中方合作者保存，要么移交档案馆。
总体来说，我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发生变动或是破产后的档案，大部分还是应该流向接手下来的企业，这里大部分的档案指的是与企业生产有关的档案。无论国有企业是发生兼并、出售亦或是破产，原企业的档案留在接手的企业比起留在档案馆更为有利，因为企业档案记录了原该企业生产的全面情况，留在接手下来的企业有助于其日后的生产发展。在与企业生产关系不密切的档案中，将那些需要保密的、与国家发展有联系的、具有长远保存价值的企业档案向档案馆移交，余下的企业档案可有偿流向一个中间机构。
在新形势下，对于企业档案的流向，我们只能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断积累经验，尽可能使企业档案有最佳的流向，使企业档案能最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所用。
参考文献
[1]包晓海.破产与转制企业的档案处置问题应区别对待[J].中国档案，2007（12）
国有企业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全体国民是国有企业的当然股东。被投资企业向股东分红，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民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有权利要求企业分红。
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社会分红”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后，应将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①尤其在我国，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又分化为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三个子阶层。整个劳动者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为90%左右（发展型10%、温饱型70%、贫困型10%），中产阶级占7%左右，国家管理人占2.1%，资本家占0.3%以内。②对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而言，他们尤其需要国有企业向他们分红，享受股东的待遇和权利，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须的。贫困型、温饱型劳动者连基本的生存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其生理、安全的低层次基本需求尚未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他们如何和谐的生活？社会如何和谐？在这种情况下讲和谐社会有何意义？
据报道，2006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9600亿元人民币，③2007年国有企业利润超过16200亿元人民币。④国有企业负责人和员工普遍都享受了一般劳动者不可企及的高工资、高福利待遇，并且国有企业的利润之所以在近几年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业，对诸多国有资源和经济要素享有垄断经营的权利，单方面决定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名国资委官员曾坦言：“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⑤而涨价的部分，最终都被全体国民承担。这对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员是极不公正的。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员工因控制、掌握了国有资产而获得高工资、高福利，而其他国民则一无所获，这显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因此，国有企业必须也应当向全体国民股东直接分红。考虑到货币使用的边际效应，对资本家阶级来说，如黄光裕、张茜等人，每年分给他（她）500元钱，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对贫困山区的农民、城市下岗工人等人来说，500元钱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能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问题。因此，直接分红应当向温饱型、贫困型劳动者倾斜，想必其他强势阶层的人对这区区几百元钱应该不会太在意吧。本人以为发展型劳动者阶层以上的人员均应自动放弃分红，以使国家有一点“家”的味道而和谐一点。
二、将国有企业净利润部分直接用于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支出。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一般都要求将国有企业的红利转给财政部门用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国有企业应当向全体国民分红，这种分红一是直接分给国民股东；二是将其转交给财政，直接用于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国有企业净利润，不应与其他财政收入混在一起用于财政支出，应当专款专用。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人民币。⑥有专家提出，用国有企业的净利润弥补这一缺口，从长远考虑，也可逐渐将所有的企业国有资本划转给社保基金持有，由社保基金行使国有资本的股东职责，并以此建立全国统一的覆盖包括农村居民的全国性基础养老金保障制度。⑦国有企业净利润用于社会的养老保险，在数额上有保障，且十分的公正。
三、国企分红，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且有利于国企的发展。
国有企业向全体国民股东分红，使国企承担应当向全体国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有企业目前多数处于具有优势垄断地位的行业，如电信、银行、石化、石油、能源等。国企利润只有向全体国民股东分红，才能说国企占有优势的垄断行业地位是有一定道理和公平的，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属于全体国民股东共有，而私营企业的利润属于投资者个人。同时，国企向国民股东分红，其利润越高，对国民的分红也就越多，这必将促使全体国民共同关心、监督、支持国有企业的发展。
一、我国目前企业业绩评价现状
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是企业对经营者进行激励和约束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内容，有效的业绩评价将有助于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企业外部看，一般的业绩评价体系由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等构成，其具有衡量企业的业绩、提供企业经营的有用信息、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功能。
我国企业现行财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依据1999年6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的《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及《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操作细则》，在这个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包括十个指标，分别为：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同时将上述指标分成四类：1-4项为获利能力指标；5-6项为偿债能力指标；7-8项为营运能力指标；9-10项为社会贡献能力指标。
这种指标体系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评价进行了规范，其重点是评价企业资本效益状况、资产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等四项内容，以全面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和经营者的业绩。在当时这一指标体系还是比较完整合理的，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特别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在我国企业中的建立，该指标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形势的迅速发展需要。
二、我国目前企业业绩评价存在的问题
1、现行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完整
我国现行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体系尽管较为完整，但是一种事后评价，总指标体系的设置缺乏科学性，某些指标计量上不完善，基本指标与评议指标没能有机结合，已不能全面剖析企业业绩状况。现行指标体系由四部分指标组成，即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而在如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成长性，即成长能力，也是反映企业业绩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是股份公司，则企业的市场价值，同样是投资者与经营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该指标体系原有的四个方面的指标，虽然可以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分析评价企业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但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成长能力和市场价值却忽视了。另外，在财务评价指标中缺乏现金流量指标。我国企业业绩评价主要以财务指标为主，但在具体的指标设置中缺乏现金流量相关的指标，这就无法准确地衡量企业的营运能力、收益质量和偿债能力，对企业未来发展状况的预测也会有失偏颇。这也是造成目前国有企业财务缺乏弹性和流动性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国有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作进一步的补充。
2、现行国有企业业绩评价的指标设置与计算的不合理
在获利能力指标中，现行指标体系由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率构成，对考核企业获利能力十分重要的净资产收益率却没有被列入其中，而资本保值增值率列入企业成长能力更为合适。在偿债能力方面，已获利息倍数，也没有被列入。营运能力方面，资产周转率和流动资产周转率也未被列入。因此，现行指标设置显现出许多问题，就完整的分析指标体系而言，现行指标设置缺乏合理性。
同时在指标计算方法上也存在不合理的一方面。在现行指标体系十个指标中，有些指标的计算明显存在不科学之处。如销售利润率的计算，从现行损益表来看，企业的利润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商品销售毛利、商品经营利润、利润总额、利润净额。其中利润总额或利润净额包含着非销售利润因素，所以能够更直接反映销售获得能力的指标是毛利率、经营利润率和营业利润率，由于商品产品销售业务是企业的主营业务活动，因此，经营利润数额、水平的高低对企业的总体获利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通过考察经营利润占整个利润总额比重的升降，可以发现企业经营理财状况的稳定性、面临的危险或可能出现的转机迹象。因此，经营利润率应是销售利润率的主要指标。
3、主要采用的是静态分析
现有的财务评价系统主要依靠的是企业的三张会计报表，而会计核算主要依据的是历史数据。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早已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宏观的国家经济政策，微观的企业经营政策，都是处于不断改善调整的过程中，同时，科技的迅速发展,信息的瞬间传递,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的复杂变化,给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在这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里,静态分析已不能完全正确反映企业的动态经营状况，同时，静态分析也未能充分关注企业或有事项及期后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这点同样不容忽视。
4、未考虑作为评价基础的会计数据的真实性
目前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国有企业面临业绩要求的压力，企业往往采用调整会计政策、债务重整、资产重组、获得政府税收优惠和利润补贴等手段，粉饰会计报表，而现行业绩评价体系计算盈利能力指标时，并未考虑上述非经营性损益项目的影响。此外，资产总额是计算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偿债能力指标以及评判企业规模的基础数据，为了准确分析企业的真实偿债能力，资产总额不应包括不实的、已形成实际损失的、已无法变现的以及仅有账面价值而无实际价值的资产。而现行业绩评价体系在运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指标分析企业偿债能力时，并未注意不实资产对上述指标的影响程度。
一、传统的财务评价系统明显不适应信息时代的业绩评价企业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固然有种种原因，但长期以来以单纯财务指标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评价系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因为评价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导向作用。如果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中完全看财务指标，就免不了产生短期行为和弄虚作假。在信息时代，会计的信息系统功能融人管理信息系统是大势所趋，过分强调单独的会计信息系统功能而忽视会计的控制评价功能，不仅容易引发会计信息失真，而且会削弱企业的管理控制，难以使会计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
三、完善我国企业业绩评价的措施：
1、完善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使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一套整理性强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既体现出资人对企业的共性要求，又照顾不同的评价主体、不同企业及企业各成长阶段的个性特点，把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结合起来，在国家文件规定的评价体系与框架下，对评价指标的结构进行必要调整和扩充。然后，在吸收平衡计分卡优点基础上，把财务指标拓展分析到为实现财务目标所需的各种非财务指标中去，最终建立一个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有机结合的适应外部评价的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应由两部分组成：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共性指标构建以出资人追求所有者权益最大化，兼顾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前提，以财务层面指标为基础扩展分析到客户层面、技术创新层面、生态环保层面指标，形成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果链，系统地、全面地、综合地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个性指标由评价主体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和特点，综合考虑企业成长各阶段财务特征等因素确定，具体指标在可供选择的指标中选定。
通过完善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使新指标体系中财务层面的评价指标与非财务层面的评价指标有机结合，清楚地揭示各个层面之间的因果链关系，有效地克服单一财务指标所导致的企业行为短期化、业绩静态化、评价片面化。
2、统一指标计算方法。为了客观地评价企业财务状况，也为了能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比较，各项指标的计算必须统一，同时其统一标准应以能客观反映和充分说明该项指标的含义，增强指标的可操作性。
3、增强企业动态经济状况分析
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不应该仅仅只是考虑对历史数据的静态分析，还应包括反映企业动态经营状况的指标，这样才能更加客观评价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比如说应该考虑或有事项预计损益和日后事项损益等项目对绩效评价的影响。通常，企业只考虑或有事项带来的损失，对于将来可能产生的收益，根据谨慎性原则不作预计，但在企业经营中，有时却会对业绩评价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不应只考虑或有损失，而应该综合考虑或有损益。另外，计算业绩评价指标依据的企业会计资产负债表日至计算分析的实际时点期间，企业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日后损益事项，这种重大损益事项足以影响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公正评价，因此，考虑这些因素，可以看作是对企业静态财务数据的动态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因分析数据的历史性因素所造成分析结果的误差。
2011年10月末，包括美国在内的九国在秘鲁进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简称TPP）谈判。谈判中美国提议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持，避免国企凭借助政府特惠待遇和补贴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占优。
据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提议，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与出售商品和服务时以商业方式进行，在重要的国家项目上不能歧视他国企业。此外，美国还要求限制政府补贴和信贷支持。如果竞争者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可申请仲裁。
这次贸易谈判的直接目标是越南，越南的国有造船企业严重亏损，并且在利用国家资金弥补亏损。不难看出，无论越南的造船业走势如何，对美国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因此，与会的谈判人员称，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的长期目标是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中国的大国企已经有3家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前十，并且在正在美国寻求发展，这一情势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CarolGuthrie表示，提议的规定针对所有加入该贸易协定的国家。她说：“我们的提案旨在确保在任何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的领域内，都有相应的规则来保证贸易协定的目标和利益不受到竞争所在国政府补贴的损害。”
一份报告引起的恐慌
TPP并没有太多的引起公众的注意，但它很可能成为美国与韩国、巴拿马和哥伦比亚近期签署的贸易协议中的重要一部分，最终协议可能仍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谈判，而且所涉及的经济体规模较小，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美国之所以在这次谈判上如此坚持，是希望把谈判的结果作为未来其他贸易协定的模板，包括削减关税。TPP参与各国正在努力为其他事宜如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等设定一个基准，以后也可能还会考虑给外币规则设置标准。其他国家都必须达到标准才可以加入TPP。
美国对TPP的坚持与一份2011年10月公布的报告不无关系。据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1年10月的一份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报告，国有企业以及国企控制的企业的规模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40％，如果广泛考虑，则这个数字能够达到50%。报告更是裸的总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中，国家所有权作用突出。其次，国资委已经明确了一些重要的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并指出，这些战略性产业将继续部分的或者大部分的受到政府控制。”这一报告毫不隐晦的指出国有企业正在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中国经济。
全民皆兵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任美国贸易代表的CharleneBarshefsky曾经提到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一些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的崛起，正在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贸易体系，当这些经济体决定“全新的行业应当由政府创建”时，这对私营企业就不公平了。
几年后，世界前十企业中出现了三个中国名字，美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政府和商界似乎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几个很有分量的官员都在国际论坛或者大型会议上把竞争中立和国有企业不公竞争当成发言重点。
2011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亚太经合组织各国领导人会议上发表演讲大谈“亚太总括战略”，并强调美国外交经济政策的重心今后仍在亚洲地区。希拉里表示中国应“结束针对美国和其它外国公司的不公平歧视”，并呼吁人民币升值，以及采取更多努力防止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是竞争中立的坚定的推崇者，他曾在纽约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会上发表了长篇关于竞争中立的演说。他说过“这不是美国质疑其他国家在经营国有企业的智慧上的问题。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美国关注的问题，关乎于这些国有企业与美国竞争对手竞争之时，双方是否处于同一平台上。”他进一步说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享有规模优势，并以此来实现抢占市场份额的目的。国有企业享有很多便利，降低税收、减少调控、国内市场的优先权和政府采购的优先权等等。人为地提高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降低营运成本，从而增加销售，使国有企业能够开发新技术，进而增加国有企业在本国和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LaelBrainard对记者说，美国认为中国应该放开一些对投资财政的控制。财政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方便和便宜的贷款，让其他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劣势。
彼得森研究所的国际经济、贸易专家GaryHufbauer说：“从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美国希望让星条旗飘扬在亚洲的上空，但是美国不会让中国设计未来的经济模式。”
美国前财政部长，现任德勤跨境投资主席RobertKimmitt说，如果国有企业按照私人公司那样经营，则它们将有更多的机会走出来，进入国际市场。在遵守国际规则，开放中国市场和企业私有化过程中，我想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有自我利益追求。他把对国有企业的恐惧比作四年前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财富基金”的担忧，怀疑他们都是为政治投资，而不是纯粹的商业目的。
2008年，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长达一年的谈判，最后达成了圣地亚哥原则。各财富基金在广泛协商后确定的圣地亚哥原则的目标是促进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动、遵守投资接受国法规、建立透明的公司治理架构等，原则要求财富基金(SWF)在实现预期的长期资产配置和制定相应的业绩评估标准之后，披露相关信息。圣地亚哥原则让美国打消了对财富基金的担忧。如何对待国有企业应借鉴财富基金的实践方法。针对国有企业的新的多边协议能够让参与方都从中收益，如何操作国有企业和对待他国企业等事宜都应该加以规范。
TPP谈判背后的意义
让美国最感到无力的是与各国国有企业在其国内市场竞争的时候，美国公司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美国商界认为，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断壮大，他们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其他国家市场，总有一天他们会进入美国。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已经让美国感到无比紧张。美国商界和政府都希望能有国际公约性质的协议来约束国有企业。
奥巴马政府正在积极推动“竞争中立”的框架，希望能在由34个富裕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通过该框架协议。“竞争中立”的目的是确保政府支持的公司不享有比私营公司更多的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美国商界支持政府向经合组织提出的关于竞争中立的建议。但他们将花更多的力气在TPP九国自由贸易谈判上。尽管中国不是TPP谈判的一参与国，但其中五个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秘鲁、智利和最严重的越南都曾有过政府主导本国经济的历史。
此外，中国和美国同是亚太经合组织的参与方，而经合组织的目的是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美国政府希望TPP建立的合作关系能成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基础。
在11月的APEC峰会上美国已经上交了一个限制国有企业的“大纲”，但仍然在与商界及工会等团体咨询、商洽，希望完善协议中对国有企业提出的规则。RobertKimmitt称这个协议将有利于中国对其国有企业进行调整，以避免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重演。
日本已在11月10日加入到TPP谈判中，但正式开始谈判要等到2012年。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参与表示欢迎，但是美国大型汽车企业组成的行业团体、美国汽车通商政策评议会发表声明表示反对。TPP各国还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其中，或称该协定可以成为国际范例约束中国的行为。无论美国多积极，获得九个参与国的共识是很艰难的。
竞争中立，谁能独善其身？
尽管TPP参与国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都是市场经济国家，可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因此，参与国都担心协议会限制本国国有企业，或者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操纵权。
根据美国在谈判中的陈述，这次提议要求国有企业的购买和出售等企业行为需在商业基础上运行，不能在重要国家工程中歧视外国企业。对于美国的提议，越南表示反对；马来西亚也可能反对其中某些条款。
奥巴马政府的国有企业制约计划也会影响到美国自己的大型国企，例如美国邮政公司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等。而美国政府更不愿意放弃花300亿购买的整理的股权和控制权。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贸易分析师PhilipLevy认为，很难严格的界定国有企业和公共组织结构，例如教育系统。
中国的专家纷纷表示，竞争中立是美国对付中国崛起的又一个说辞。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峰认为，美国所谓的公平和平等，只是自以为是的偏见，实际上是在强人所难，不过是单方面追求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