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失权”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安排，在民事诉讼中尽管有种种缺陷，在我国现有法律文化环境中不宜生搬硬套，但无论从获得证据准备答辩的时间方面，还是从原、被告当事人权利平等角度，“答辩失权”制度都有其合理的成份。因此，本文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在我国民事诉答程序中有条件地实行“答辩失权”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一论点。
[关键词]诉答程序有条件地实行答辩失权
一、诉答程序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诉答程序即起诉答辩程序，是指在民事诉讼的第一审程序中，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前，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被告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寻求人民法院的司法保护，从而启动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被告则在法定期限内，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提出书面应答和抗辩。而广义的诉答程序还包括在法庭开庭审理阶段，原告阐明自己的起诉事实和理由，提出相关证据，被告则有针对性地对原告对自己的控诉提出反驳、对抗的事实和理由，积极防御、进行抗辩，该程序至法庭辩论阶段完成后终结。本文所涉及的仅为狭义的诉答程序，即开庭审理前的原告起诉和被告在法定期限内的答辩。
诉答程序不同于当事人的辩论权。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论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辩论原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辩论权是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辩论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争议的问题，各自陈述自己的主张和根据，互相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它与诉答程序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既重合又有区别。①民事诉讼中的辩论，主要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而诉答程序中，原告的起诉和被告的答辩，是双方当事人各自独立进行的；②辩论的形式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而狭义的诉答程序中的诉答主要是书面的；③辩论的内容包括程序问题，实体问题证据问题，而诉答程序中的起诉仅涉及实体和证据问题；④辩论权的行政使，贯穿于诉讼全过程，而不仅仅限于开庭审理的法庭辩论阶段；狭义诉答程序限于被告依法定期限提出的书面答辩状送达原告之日。虽然开庭审理之前当事人之间通过书面形式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或反驳对方的观点，都属于行使辨论权的范畴，但综上所述，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民事诉讼开庭审理程序的重要准备程序，诉答程序具有如下法律特证：
（一）自主性：诉答程序中，无论是原告起诉，要求司法保护，还是被告书面答辩，防御乃至反击对方的控诉，均以处分权的行使为基础，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下，最直接最明显地体现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处分原则。换句话说，无论是原告是否起诉，以谁为起诉对象；还是被告是否答辩及其范围，均由原被告双方自主决定。
（二）制约性：在诉答程序中，原告起诉和被告的答辩，形成明确的证明对象范围和行使处分权的范围，是对其自身的约束，不仅如此，更主要是对法官裁判对象的限定，是对法官审判权行使范围所施加的约束。
（三）时限性：诉答程序的设计，其功能之一，在于尽可能减少事后救济，以从根本上解决纠纷，最大限度地对双方当事人乃至受诉人民法院创设利益而减少救济成本，实现诉讼经济的目标。因此诉答程序中的被告答辩是有时间限制要求的，即以狭义上讲限于被告收到起诉状后的十五日内，广义上讲，也仅限于开庭审理的法庭调查阶段。
二、我国现行诉答法律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2条规定：“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这些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初步构建了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诉答程序。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答程序的设计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是对被告答辩权的行使无任何程序上的限制，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一款及第二款（后段）的规定，从条文字面内容来看，并没有明确要求被告针对原告的起诉进行书面答辩，因此可以看做是一条任意性规范，即被告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答辩权。这实际上为当事人设计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即要么在法定期限内（15日）提出书面答辩，要么经书面答辩期限后，在法庭开庭审理时，直接提出口头答辩，这似乎更倾向于答辩仅仅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即然法律规定倾向于答辩是一项诉讼权利，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被告不仅可以自由处分自己享有的民事实体权利，而且还可以自由处分自己所享有的包括答辩权在内的民事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32条（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则进一步将被告的答辩规定为一项诉讼义务，即答辩本身既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又是被告的一项诉讼义务。被告答辩又称为抗辩权，它首先是被告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辩论权的外在表现。答辩权是被告辩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与原告的起诉权相对应的，作为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来说，被告的答辩主要是指被告提出各种事实、主张、理由包括证据来反对原告的请求，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手段，也是我国民事诉讼以辩论权为基础确立的辩论原则所赋予被告的权利。义务之所以为义务是因为不履行义务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答辩如同被告应诉一样，既是一项诉讼权利，又是一项诉讼义务，如果被告不应诉，法院可以作出缺席判决。尽管法律尚设有明确规定不答辩的法律后果，但是以民事诉讼法的整部法律来看，首先在程序方面还是以看出不履行答辩义务，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如被告对管辖权异议的提出必须是在提交答辩状期限内，否则就会失权。被告对管辖权异议的提出，就可以理解为被告在程序上的答辩内容之一；在实体方面，答辩又可以理解为应诉的内容或方式之一，被告仅有答辩，而不参加开庭，不能认为被告没有应诉，法院对答辩意见在实体处理时同样要认真对待，但是，被告如果不参加开庭又没有提出答辩意见即答辩状，法院就可以作出缺席判决。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根据的若干规定》将被告答辩规定为一项义务，但由于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低于法律，故其没有规定被告如在答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答辩状的法律后果，对被告答辩权的行使仍未加以任何实际意义的限制，这项义务仅限于文字上的表述，对被告来说没有任何强制力和约束力。
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告在答辩期间不提出书面答辩是常有的事，究其原因：1、被告本身没有什么象样的答辩理由，几乎只能认输；2、仅仅因为疏懒而不提交答辩状，比如被告对是否聘请律师犹豫不决，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错过了答辩期，如果被告是法人，如何答辩可能需管理高层确定，而他们可能因为“非常忙”，加之法律观念淡薄而疏怠；有些被告对原告起诉存在情感的抵触，对答辩“轻蔑地”置之不理。3、出于诉讼突袭策略的考虑，担心原告知道自己的对策而准备充分，故意不提出答辩状，却在答辩期过后，才以口头或书面方式答辩，或者直接实施提交证据、进行反诉等防御及攻击的行为。在有律师被告应诉的一些案件中，被告一方正是利用答辩权的行使可以随心所欲，或突然袭击，出奇制胜，或有意拖延，迟滞诉讼，致使原告一方常常处于措手不及的被动境地。这样将违反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要求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和平等地承担诉讼义务，被告可以充分了解原告的主张和证据，就应该同样赋予原告了解被告主张和证据的机会和权利。否则，被告隐蔽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就剥夺了原告的庭前诉讼知情权并限制了其辩论权的行使。
随着我国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民事审判压力日益加大，进一步提高民事审判效率成为司法改革的客观要求。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法律的效益性价值目标。开始重视程序经济问题，程序经济是司法改革的大方向。所谓程序经济，简而言之，就是诉讼主体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法律效益，实现诉讼目的。程序经济主要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使司法资源耗费降低到最小，达到最低诉讼成本；二是加速诉讼程序进程，降低诉讼拖延。在这种背景下，被告在答辩期间不提出答辩状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愈来愈清晰地显现，主要包括：1、对原告实施诉讼突袭，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因为公正的程序要求双方当事人平等且对等地攻击和防御，对方当事人应有机会进行陈述和辩论；2、答辩期间将形同虚设，造成时间浪费和诉讼迟延，同时将产生诉讼成本和审判成本的攀升，不符合程序经济之要求；3、原告无法知悉被告对原告起诉主张和事实的意见，因此难以对被告的反驳和主张作进一步的辩论，显然将影响开庭审理的效率，并且第一次开庭通常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因为被告开庭时提出答辩主张和事实的，法院应当给原告机会和时间重新收集证据，为开庭审理作准备。
三、在诉答程序中应有条件地实行“答辩失权”制度
基于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的程序性诉讼权利的理念，原告有权从被告处获得对等的信息或者与被告享有相同的获取信息的机会。当被告答辩权的行使对原告的程序权利构成经常性、制度性损害时，其答辩权就受到相应的限制；基于原告、被告、法院三方共同诉讼利益的考量，亦即在有限的时间内在快速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尽快从实体上解决纠纷，鉴于法律已限定法院的审判期限，司法解释已限制原告的举证期限（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应当通过对被告的答辩权实行程度相当的限制，从而刺激被告及时向对方和法院公开其主张和信息。
因此，对于民事诉讼中讼答程序功能的定位应当是，通过一种合理的激励或制裁机制，促使双方当事人和法院在尽早的阶段，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关于纠纷的充分信息。
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和诉讼经济的理念出发，被告答辩权应当设计为一种有时效和可丧失的权利或者因滥用而招制裁（如赔偿对方因此的损失等）的权利。即诉答程序中应根据中国国情有条件，区分不同对象地实行“答辩失权”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答辨失权，是指法律明确规定诉讼中的被告在规定期间内，因未实施答辩行为而丧失以后的答辩权利。以各国立法例来看，答辩失权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答辩期间作为答辩权行使的法定要件，丧失答辩权的结果是法院直接承认原告的权利主张。二是法院在案件受理后即确定当事人双方出庭的第一次期日，要求被告在第一次期日到庭并提出答辩状，没有在第一次期日到庭或到庭后不提出答辩状的，丧失以后进行答辩的权利。普通法国家多属前种模式，大陆法国家多采后一做法。
鉴于我国民事诉讼目前的状况：很大一部分当事人（尤其是被告）都没有律师，包括书写、表达在内的辩论能力常常不足，送达既存在种种困难，在方式上也往往不够规范。因此在诉答程序中，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应当，1、在观念上应大力提倡引导被告及时答辩；2、通过增加律师的诉讼，促使被告及时进行答辩。3、在由律师被告的案件中，被告在收到原告的书面起诉状后，未在答辩期限内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即丧失部分程序权利或给予对方当事人以相应的程序性赔偿。如在现行举证时效制度框架内，被告常常在举证时限届满之后于当庭提出抗辩主张，致使举证时限没有意义。那么未提交书面答辩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当庭提出积极抗辩，则鉴于被告已超过举证时限，被告无权申清重新指定举证时限；如果系为具有实质意义的消极抗辩（如主张合同不成立，未履行等），从而使原告方有必要重新提交证据，那么原告方有权要求法院重新指定不少于答辩期（十五天）的举证时限，重新举证。此外，由于延长举证时效而导致的诉讼迟延和诉讼成本增加，原告有权向被告索取这一程序的取证费、律师费、误工费等额外费用的赔偿，并可以直接追加为实体请求。
如上文所述，在目前我国法律文化背景下，当事人尚无承担“自我责任”的心理承受力，整个社会尚未形成司法终局性意识，整个政治体制和司法制度仍在不断强化各种事后的和程序外的救济途径的背景下，假如规定被告答辩期内不提交内容上有着种种技术性要求的答辩状，原则上就必须承担败诉后果的话，给法院（尤其是地处农村或经济不发达地域的基层法院）诉讼实务带来相当的冲击乃至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这里的“答辩失权”决不等同于针对无答辩的被告，原则上不待开庭审理就直接宣告其败诉的“不应诉判决”。不应诉判决与其说具有督促信息披露方面的功能，不如说是一种程序性结案方式。如果建立“答辩失权”制度仅仅或主要在于通过限制当事人的权利，而促使案件的快速审结，那么诉答阶段了结案件将导致更多的“官了民不了”的案件，将会使第二审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和更多地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这无疑将会大大增加纠纷最终解决成本，并进一步削弱司法制度解决纠纷的功能和以此为基础的司法公信力。
总之，在诉答程序中有条件地实行“答辩失权”，有利于维护民事诉讼原告、被告之间的平等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公正的判决，有利于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所以，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的民事诉讼的诉答程序中，有条件地实行“答辩失权”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李国光主编）
关键词：民事诉讼；辩论原则；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3-0096-02
一、辩论原则的内涵
辩论原则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作为证据的事实，只有经过辩论质证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原则。辩论原则的贯彻要求法院和法官不得主动调查证据，所有证据必须由当事人提出。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此观点。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理解辩论原则的内涵：
1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庭辩论。法庭辩论仅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进行的口头辩论，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包括法庭辩论，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以外程序中进行的辩论。
2辩论原则对应的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即辩论权。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
3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辩论的内容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或适用法律有关，并且是有争议的问题。
4辩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辩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辩论，书面辩论如被告提出的答辩状。
5人民法院的公正判决必须在当事人充分辩论的基础上才能作出。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辩论的结果。
6人民法院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行使辩论权。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和引导当事人行使辩论权，使当事人的辩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院应当给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辩论权的机会，让当事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二、辩论原则确立的理论根据
(一)国外关于辩论原则确立的理论根据的学说及评析
辩论原则作为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其理论根据是什么呢?目前国外民事诉讼领域中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1工具说：即辩论是人们解决争议时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而采取的一种自卫工具。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
的确，由于当事人对于民事争议都有利害关系，立法者赋予了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加者辩论权，即给予其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竭尽全力地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事实作为证据。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止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并且在当事人的辩论权得到充分行使后当事人相信法官公正地进行了慎重的审理，因此，当事人对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的后果应该而且能够自愿接受。
2目的说：该说认为在民事审判中为了尽力维护和弘扬个人的自由，尊重私权，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尽量少干预，在诉讼中尽量听任当事人自己自由处理，即应实现当事人自治，具体做法就是让当事人在审判中充分行使辩论权。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铃木正等著名法学家都主张这一观点。此说真正体现了民法是私法，尊重了当事人的自治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3正当程序说：这种学说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认为只有在当事者之间经过了充分的攻击防御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或根据，而法院依职权来确定审理对象或收集证据往往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结果是剥夺了当事者充分陈述自己观点或进行反驳防御的机会。辩论原则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确立的法理。该种学说是从程序正义性上提出的要求。只有经过辩论和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是众所周知的法律原理，所以，在诉讼程序中必须确立辩论原则，这是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审判公正。
4多元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采取辩论主义，是出于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发现真实，防止出其不意的攻击，确保对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赖等多元根据，它是在漫长的诉讼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该观点所依据的根据不是单一的，故称“多元说”。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学者是多元说的倡导者。多元说近年来已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学说。
(二)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确立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及评析
我国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有四点：当事人地位平等；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法院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诉讼应当公正。我国学者是从多个角度提出辩论原则的依据的，看问题较全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该条文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对辩论原则的原坝性规定，是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论，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解决纠纷。
综上所述，辩论原则的根据是多元的，但都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强调自治，法官在诉讼中的地位应该保持中立才能公正审判。
三、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我国，辩论原则仅被规定为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是以承认法官主导审判的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为前提的，而在德国和日本，辩论原则被规定为一种诉讼结构，即关于形成审理对象方面的当事人主义，故又被称为“当事人主导原则”。德国学者认为，“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人程序并判断是否有必要对此作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则不得考虑当事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
(二)在我国，辩论原则对法官的裁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质证的内容及其后的法庭辩论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法律并未说明。质证和辩论结果仅对法官判案具有参考意义，虽然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辩论权，但由于没有规定使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形成对法院裁判的约束，从而使法律关于辩论权的规定形同虚设。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因此成为一种非约束性或非实质性原则。
大陆法系辩论原则对法官的裁判有很强法律约束力。裁判必须以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对审理对象所作的选择，不得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证据之外主动提出证据。其意义在于：一是使作为整个民事诉讼核心的辩论程序真正得以实现，有效控制庭审前的隐性诉讼活动和审判过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体现；三能够真正使法院置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从而保证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
四、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改革方向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人权意识觉醒。人们认识到中国民事诉讼中辩论原则因其没有赋予当事人应有的诉讼地位，辩论结果又对诉讼裁判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人们处于对权利行使的渴望，主张改革民事诉讼审判模式的呼声日益高涨。目前国内主流学术观点倾向于学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强化当事人地位，增加对法院的约束力。但是，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尤其是法官的职权过于弱化和地位过于消极，当事人过于主动，容易导致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对此，我认为，应采取批判继承的、辩证的方法来吸收、引用和借鉴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取长补短。总的改革方向应是：在坚持法官中立地位的原则下，确立和加强辩论原则对裁判的法律约束力，不断提高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充分保证当事人辩论权的行使。当然，由于现有的诉讼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注定了我们的法制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笔者认为改革应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参考文献
[1]王甲乙，辩论主义，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M]台北王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
[2]三月章著，王来新，刘荣军译，民事诉讼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高桥宏志，关于辩论主义，法学教室，1990，(9)
[4]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5]翁翁晓斌，民事诉讼法[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辩论原则、理论依据、当事人、法院、大陆法系、辩护原则
一、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2]
二、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其一，手段说：即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民事争议而言，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利已的心理趋势成了法院解决诉讼的杠杆，轻易地推动诉讼的发展。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但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3]
其二，程序保障说：这种学说由日本的田也公二法官提出。他认为只有在当事者之间经过了充分的攻击防御的事实和证据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或根据，而法院依职权来确定审理对象或收集证据往往带来先入为主的问题，结果是剥夺了当事者充分陈述自己观点或进行反驳防御的机会。辩论原则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而确立的法理。[4]
其三，本质说：正是这种消极的政治观认为应维护和弘扬个人的自由，尊重私权，尽量少干预。因此，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应处于消极和被动地位，在诉讼中尽量听任当事人自己自由处理。即应实现当事人自治。这种观点在日本，像兼子一、小山升，新堂幸司，铃木正等著名法学家都主张这一观点。[5]
其四，多元说：这种观点认为在民事诉讼中之所以采取辩论主义，是出于尊重私人自治，高效率地发现真实，防止出其不意的攻击，确保对裁判高度公平的信赖等多元根据，它是在漫长的诉讼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该观点所依据的根据不是单一的，故称"多元说"。日本的竹下守夫等学者是"多元说"的倡导者。"多元说"近年来已成为一种十分有力的学说。[6]对此，我国有人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辩论原则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有四点：1、当事人地位平等2、当事人应承担举证责任3、法院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主动调查收集证据4、诉讼应当公正[7]
总的来说，辩论原则的根据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学者对辩论原则的理论依据认识有多大差异，但都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强调意思自治，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三、对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内容的分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该条文被认为是民事诉讼法对辩论原则的原则性规定，是辩原则的法律依据。其意义在于，通过当事人双方的辩驳，帮助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解决纠纷。当事人通过行使辩论权，积极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去，真正成为诉讼主体。
辩论原则的具体含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辩论权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即当事人也包括第三人对诉讼请求有陈述事实和理由的权利。有对对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诉讼请求进行反驳和答辩的权利。当事人借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辩论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可见，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庭辩论。法庭辩论仅指当事人在开放审理过程中进行的辩论，是一种口头辩论。辩论原则所指的辩论包括法庭辩论，也包括法庭审理程序以外程序中进行的辩论。3、辩论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口头形式，也可以是书面形式。口头辩论又称“言辞辩论”，主要集中在法庭审理阶段，是最集中最全面的辩论，也是辩论原则最重要的体现。4、辩论的内容既可以是实体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是程序方面的问题。首先，凡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无关的问题不辩论的内容。其次，虽与案件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有关，但双方没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属于辩论的内容。辩论的内容主要是双方争议的实体问题，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本身，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主张能否成立，基于某一事实主张的民事权利请求有无法律上的根据等。辩论的内容也可以是双方争议的程序问题，如当事人是否符合条件，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有无管辖权等。5、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应当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经过和基于当事人的辩论而作出。这就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必须形成于法庭辩论之后；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当事人辩论的结果。只有这样，辩论原则才能发挥人民法院判断案件事实真相和确保诉讼公正中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当事人才能通过行使辩论权达到证明自己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实体权益的目的。6、人民法院应当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辩论权。一方面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的辩论行使权，使当事人的辩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法院应当给当事人充分的行使辩论权的机会，让当事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四、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大陆法系辩论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辩论原则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在我国，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在德国和日本，辩论原则的实质被规定为一种诉讼结构，即关于形成审理对象方面的当事人主义，故又被称为“当事人主导原则”。按照日本学者的概括，辩论原则最根本的含义是：“以什么样的事实来为请求的根据，又以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所主张的事实存在或不在，都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在这一领域的自由。”[8]按照德国学者的概括，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只有当事人才能够把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并判断是否有必要对此任出决定；作为程序规范，法院自身则不得考虑当事双方都未提出的事实，且不得根据自己的判断主动收集或审查任何证据。”[9]与此相应，辩论原则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没有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的事实不能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二，当事人一方提出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争议的，法院应将其作为裁判的依据；第三，法院对案件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的辩论中所抻出来的证据。”
我国的辩论原则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整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其不足之处在于它只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对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却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样，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辩诉原则要求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平等充分地行使辩论权，但这就使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论权的规定成为一个空洞的口号。对现行辩论原则的一般阐释虽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当事人能够实施辩论行为，而没有使当事人的辩论结果形成对法院裁判的约束。例如，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但质证的内容及其后的法庭辩论对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具有约束力，法律并未说明。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辩论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非约束性或非实质性原则，从而导致了辩论原则的“空洞化”。
大陆法系辩论原则对裁判的形式和法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裁判必须以当事人在辩论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为基础，法官必须尊重当事人对审理对象所作的选择，不得在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提出证据之外主动提出事实和证据，使其成为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其直接的效果是：一是使作为整个民事诉讼核心的辩论程序真正得以实现，有效控制庭审前的隐性诉讼活动和审判过程中裁判者的“暗箱操作”；二能使当事人对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得到完整和充分的体现。三能够真正使法院置于中立的第三者立场，从而保证其公正地裁判民事案件。[10]
五、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的区别
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刑法辩护原则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具体说来，辩论原则与辩护原则的主要有两方面：1、辩论原则是建立在当事人诉讼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辩护原则则是建立在公诉权与辩护分立的基础之上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并不平等，前者代表国家，后者则处于被审判的地位。2、民事诉讼中辩论的范围十分广泛，当事人可以就案件实体问题进行辩论，也可以对案件的程序问题进行辩论，还可以对适用法律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只能就自己是否有罪和罪行轻重进行辩护。
六、我国民事辩论原则的改革构想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人权的强化。这种变化是改革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人们不仅要求认真看待自己已有的权利，而且人们还要求赋予自己应有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非约束性的辩论原则已严重滞后于人们的法法意识，不能满足人们对权利行驶的渴望，因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从目前国内主流学术观点来看是倾向于学习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强化当事人地位，增加对法院的拘束力。但是，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也暴露了不少弱点，尤其是法官的职权过于弱化和地位过于消极，当事人过于主动，容易导致诉讼拖延，增加诉讼成本。对此，我们应采取比较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吸收、引用和借鉴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原则，取长补短。但是，我国的传统观念、社会经济、人文观念的不同，注定了我们的法制改革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笔者认为应采用循序渐进道路，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得不偿失。
----------------------------------------------------------------------------------------------------------------------------
1潘剑锋《民事诉讼法》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31页。
2参见王甲乙《辩论主义》，载《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台北王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57页。
3[日]三月章《民事诉讼法》，1985年第2版，弘文堂，第193页。
4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来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5[日]高桥宏志，《关于辩论主义》，载《法学教室》，1990年9月版，第92页。
6参见张卫平著《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60页。
7翁晓斌《民事诉讼法》南京大学出版社，98年11月第一版，第85页
8参见[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来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