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疆绿洲文化；整合创新与传承；新疆精神
绿洲文明与文化是并列于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又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是对前三种文化元素的一种整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元素也时常处于一种彼此消长的状态）。［1］新疆古称西域，历史上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和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多种信仰并存之地。综观新疆文化的发展史，多种文化的并存、交融与互补是其显著的特色。新疆及周边地区，是东西方文化融合、文明发展的契合点，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的缓冲区和融合区，形成了特殊的“绿洲社会文明”，绿洲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绿洲文化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多元文化的汇聚、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多元文化并存格局的确立四个阶段。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各民族保持着各自鲜明的文化个性，在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相互交融中发展与渐变，从而造就了新疆民族文化鲜明的多元性特色和特殊地域性的多元文化传播特质。
一、新疆绿洲文化多元共存、交融与互补的生成及演变轨迹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互相激荡、碰撞的时代，各种文化并存并相互影响。在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维护着本民族的特性，在其固有的轨道上发展，同时又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开创了世界文化既全球化又多元化的发展格局。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无处不在，而融合与创新也日益加深。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影响和冲突越来越深刻影响着历史进程，因而，多元文化受到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世界各国越来越普遍的关注和重视。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的枢纽地带。作为民族迁徙的走廊，多民族聚居杂处、共同发展，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形成了新疆民族文化多源生成、多元并存与发展的文化体系，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2］
多元文化的存在一直是新疆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多元文化的交融、相互渗透和共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经过2000年的政治文化整合，古代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新疆各民族在吸收外来文化因子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文化整合，新疆古代民族发展的过程就是众多民族不断发生民族同化、民族组合、民族分化的民族演变过程，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吸收的过程。每一个民族在发展中，都会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成分，民族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发生民族演变整合的过程。今天新疆境内由多民族文化构成的当代文化形态，既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中原文化、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各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各种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积淀的结果，又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变迁、发展的结果，是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新疆的历史。新疆绿洲文化应该是并列于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又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是对前三种文化元素的一种整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元素也时常处于一种彼此消长的状态）。中西多种文化在丝绸之路上震荡、碰撞、辐射、扩散，形成了民族性、地域性、多元性、复杂性、开放性、断续性的新疆绿洲文化。［2］
二、新时期新疆绿洲文化所面临的挑战与困惑
民族文化在为新疆提供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的同时，也不断面临着自身发展的新挑战。在现代文化发生激烈影响中，民族文化实现转型的进程面临不少问题、困难和危机。
1.西方文化的渗透及宗教文化对新疆绿洲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多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的高效传播性、渗透性和难以干扰性，对别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渗透，严重威胁着别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新疆是我国少有的中西方文化交汇地区，历史上受国外思想文化影响很大。新疆的文化形态受宗教文化影响也很深，文化传播方式落后。解放初由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煽动，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思潮盛行，对中华民族文化中爱国、团结和统一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追求产生了严重的消解作用。特别是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利用新疆特殊地缘条件和周边环境进行勾结，对新疆境内进行文化渗透，宣传分裂主义思想，更是对新疆绿洲文化的一种冲击。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渗透也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扩展和延伸。尤其是近几年，通过互联网更有“提速”的势头。这些都对新疆绿洲文化构成一定影响。
2.市场经济环境下，内陆文化特别是东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文化对新疆绿洲文化的影响与冲击
新疆绿洲文化与内陆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不断演化共同发展的密切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经济日新月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创造着经济文化发展与创新的神话。与之相伴而生的各种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新疆绿洲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地域和空间对文化的影响日渐弱化。新疆绿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新的困惑和挑战。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草原文化、农耕文明逐渐向城市现代文明过渡。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新时期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特色。这些都对新疆绿洲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中新疆绿洲文化自身演变发展面临的瓶颈
由于新疆绿洲文化存在的独特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新疆绿洲文化在拥有独特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也有其一定的封闭性和独立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新疆绿洲文化的传承。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电视、电影、网络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媒介。高新技术的魅力是巨大的，对人们的吸引也是强烈的。大众传媒的影响无处不在，它们在改变旧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一个新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通过现代大众传媒获得感受和感知，增进彼此间的互相认识和了解，现代大众传媒成为人们理解和认知世界的主要渠道，成为价值意识和思想观念形成的重要依托。在此种情形下，人们的娱乐和交往方式也发生着多元化的变化。新疆绿洲也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封闭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开放的社会组织，受着现代传媒的影响，面临着文化信息多样性的冲击和激荡。
4.新疆绿洲文化、以屯垦戍边精神为核心的兵团文化及新疆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新疆绿洲文化与兵团文化及新疆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了多元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既是新疆社会深层次稳定、发展的基础，又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新疆各民族、兵团与地方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沟通、融合于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繁荣、发展等共同理念之中的过程，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融合各民族、兵团与地方优秀文化结晶的共同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过程。在共同的社会基础上，各民族、各群体之间求同存异，将在适当时空中留存的多元文化与一体化要求协调、统一起来，使多样性与一致性、多元化与一体化相统一的和谐文化作为新疆多民族共同体的背景，在多元民族文化的和谐中，促使新疆多民族文化统一体生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三、“四个认同”和“新疆精神”教育成为新时期新疆绿洲文化发展的新机遇
总书记指出，在新疆要深入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宣传新疆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四个认同”教育为今后新疆民族团结教育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内容。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张春贤提出的“爱国、感恩、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新疆精神”，是新疆人扎根新疆，以天山雪松、绿洲白杨、戈壁红柳、沙漠胡杨这四种在新疆广袤大地上生长的植物的特殊风骨和可贵精神感召、激励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坐标。“新疆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新疆的地域体现，是新疆人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坐标，是引领新疆发展的精神旗帜。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了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衔接、相互贯通和内在结合，从而使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1］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J］.红旗，1986，（3）.
一、帮助学生了解融合扩大了汉民族的人口规模
距今四五千年前，炎黄部落联盟发展而成华夏族，华夏族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在不断融合周边少数民族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发展，至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汉族。因此，汉族的形成离不开民族融合，民族融合又进一步扩大了汉族的人口规模。如在东汉末年的少数民族内迁中，内迁的主要民族“五胡”经三国到西晋，人数已达几百万。他们同汉族长期杂居、互相影响，逐渐地融入汉族，扩大了汉民族的人口数量、规模；北朝是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学汉语、穿汉服、尊汉俗以及与汉族联姻等，促进了鲜卑族融合到汉族之中；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一。”[1]为此，他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族的拥戴，北方各族和西域的首领来到长安，尊奉他为各族的“天可汗”。回纥、粟末、南诏等首领接受唐朝的册封，经济上与唐往来密切，文化上互相交流，扩大了汉民族人口规模；元朝时期，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和江南，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契丹、女真等民族融合到汉族之中，各民族的往来交流日益频繁。此后，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冲突、迁徙、融合，使周边少数民族人口不断融入汉民族。这些人口犹如新鲜血液，不仅对汉民族人口质量和规模有着重要影响，更由于相当多的少数民族贵族和精英分子的融入，推动了汉民族文化与制度的发展。总之，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民族的人口规模扩大了，汉族逐渐成为一个人数最多的民族，正如所说：“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2]
二、引导学生感受融合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祖国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其他少数民族参与其中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相对比较发达。在发展中，汉族曾给予各少数民族不少影响，丰富与提高了各少数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同时，少数民族也创造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文化成果，并通过种种渠道传入中原，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一起丰富了中国各族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例如，《中国历史》（人教版，以下同）七上的“汉通西域与丝绸之路”一课在讲到张骞通西域后写道：西域的天马、汗血马等良种马，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植物，乐器和歌舞开始传入中原。汉朝的铸铁、开渠、凿井等技术和丝绸、漆器、金属工具等，也传到了西域。所以说民族交往融合丰富了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教材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北方民族大融合”一课中引入了两幅插图：①穿裤褶服的南朝乐队；②穿汉族服装的少数民族贵族。其目的就是让学生通过观察认识到：这种服装上的变化体现了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在生活习俗上的相互影响。在讲隋唐艺术家将中原乐舞与各族乐舞融为一体时，课文形象地叙述道：“西域传来的《胡旋舞》，舞者的身体转得像旋风一样快。著名的舞蹈家公孙大娘善剑器舞，诗人杜甫儿时看过她的表演，几十年后都难以忘怀。”此外，我们还可以让学生到图书馆或上网搜集史料，了解古代各民族在艺术、建筑、科技、节日、民间工艺、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借鉴与吸收的事例，引导学生感受民族融合是如何极大地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
三、指导学生全面分析融合中的战争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相处、和平发展的时期，也有互相对立、彼此争战的时段。在教学中，对于各民族之间由于利益冲突所引发的战争，我们应引导学生把它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加以区别。正如人教版七下教师用书所言：“对于国家内部的民族战争，对战争性质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用异族、侵略的说法，只能从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分析，要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即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任何民族都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从而正确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3]即国内民族间发生的战争，交战双方没有内外之别，不宜用“侵略”和“反侵略”以及“亡国”等词汇。如辽宋之间、宋金之间、宋元之间进行的战争，都不属于中华民族抗击外国侵略的战争。因为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建立的国家，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国。但要强调的是，战争应有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反动的区别。一般而言，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奴役和掠夺，符合百姓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战争，是正义、进步的。相反，凡是进行民族压迫，对其他民族进行奴役与掠夺，违背百姓利益，阻碍社会发展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反动的。如南宋初年，金纵兵南下，烧杀掳掠，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破坏，是非正义的；而岳飞领导的抗金斗争则符合了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是正义的。当然，有时很难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某一方是正义的，某一方是非正义的。就像余桂元老师所说：“匈奴与中原王朝的和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谁是谁非，谁好谁坏。双方之间发生的许多事件，其实大都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发生的碰撞，是难以避免的。”[4]对此，我们在教学时要指导学生加以全面分析、正确判断。
四、教育学生认识到融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民族融合，而民族融合又反过来促进国家的统一，二者相辅相存、相互作用。从历史上看，中国自古形成的统一多民族大家庭，虽然有过坎坷、冲突甚至战争，但友好交往、和睦相处一直是主流，要让学生认识到民族融合对国家统一具有的促进作用。正如《中国历史》七上在第83页写道：“张骞通西域后，汉朝和西域的交往日趋频繁，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总管西域事务。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民族融合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各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民族迁徙、婚姻关系、少数民族的封建化改革、国家统一的有关政策等，均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发展。如唐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各民族的拥戴，他们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通过“和亲政策”，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先后远嫁吐蕃，使得吐蕃与唐朝已经“和同为一家”；宋真宗时期，北宋与辽达成澶渊之盟，双方展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辽宋边境长期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从长远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清政府册封达赖、班禅的制度并设置驻藏大臣、伊犁将军，妥善安置回归的土尔扈特部等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中的进步现象，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正是民族融合的推动，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有力地促进与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教学中，我们一方面应以丰满的史实、激越的情感和生动的语言充分地反映这一现象，另一方面还应以精辟的论述和深邃的分析去揭示这一规律。
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民族融合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这方面内容在新编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因此，我们对初中历史民族融合内容的教学探讨，就是关注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让学生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了解一定的民族常识，增进民族情感，树立民族意识，把民族知识的学习与自己的生活实际相联系，塑造正确的民族观，增强民族自豪感，进而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22.
[2]刘先照.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121.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翻译差异;融合
引言
由于人类环境、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同，各民族的认知行为也有所差异，如果想要成功地开展言语交际，双方应根据一定话语形式与话语原则进行。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传递内容多为一个民族的情感、习俗、思想以及传统因素等形成的综合体。译者的任务应是在帮助读者解读原语语言符号的同时，破解原语中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所谓的非语言符号。成功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对两种文化的熟悉程度，因为词语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够具有意义。翻译属于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途径，它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文化之间的转换。从哲学上讲，所有的翻译都需要被实践检验，并且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发展和更新，语言翻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语言实践，也正因这一社会需求，语言翻译实践的未来走向被确定为跨文化交际翻译。
一、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差异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由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体制各有不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各异，因为受各自传统文化影响过深，东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也差异甚大。中国文化中庸平和、谦虚礼让、家庭和睦，更加主张个人服从集体，个人利益小于集体利益，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都向下一代传授着这一传统，所以中国人更加习惯将此传统看作衡量人们人生观、世界观以及道德行为的标准。然而相对来说西方人则更加主张人格独立、个人隐私权、个人权利、个人奋斗以及个人进取精神，通常将个人成功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译者作为双语使用者不仅仅要熟练两种语言，也要深入了解两种文化，以及两种语言文化的行为规范，并且根据所在的环境来调整适合的社交行为与言语。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可能会因为“意识文化”的影响造成具有相同语言意义的词产生不同的语用意义。例如，英语中的“grandfather”，译成汉语时就要区分是祖父还是外祖父，因为中国人对于社会亲属关系特别重视，内外有别。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活动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下进行文化与交流，是在不同的文化前提和文化规范下进行的往来。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
根据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语言是一种具有意识化的符号，主要包括民族世界观、道德及、哲学观、思维方式、民族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符号等信息符号。作为符号化系统，语言可以被分为地域化符号、社会化符号、民族意识符号、物质化符号和声像化符号五大类。其中地域化符号指的是民族群落的自然环境、市政地名、江河湖海、气候条件等。例如英语中的“thelandofpromise”等，以及汉语中“黑山白水”等。根据语言结构来划分，语言中大量的成语、格言、俗语、歇后语、谚语、套话、典故、惯用语、俚语等都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特征，并且具备鲜明的比喻和形象，蕴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但是因为英汉民族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不同，所产生和要求的词汇也不同，例如中国的道教文化造就了俗语“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习惯了畜牧文化的英语则产生了“Thegrassisal-waysgreenerontheothersideofthefence”，两者含义相似，但是内容本体迥异。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不同的人文地理历史氛围而产生不同的比喻性用语，这些用语都具备强烈的民族特色，在长期的劳动习俗中总结了不同的事理，看到了不同的价值，接受了不同的历史教训，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表达和说法。
(三)思维模式的差异
思维属于人脑中的一项功能，是人类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思维摸不着、听不到、看不见，而是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形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外化思维的主要载体，并且展现思维的成果。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但是双方又属于不平衡的两端，其中思维决定着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多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人类思维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个性，也就是民族性，这种个性反映了人类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往往导致世界各民族之间和睦关系受到影响的关键因素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语言形式的复杂多样。比如汉语中说“10路车”“三班”，英语却要调转过来，译成“busNo．10”和“class3”。
二、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融合
(一)中西文化渗透的融合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的传播，国际上的科技、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都在不断地扩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也日渐频繁，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趋同和融合。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文化趋同会在语言的融合趋势上直接体现出来，此外，语言的变化与融合也会记录和反映文化趋同的发展趋势。自从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开始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接触和交流，大量出现了西方文化的术语名词，例如超市、可口可乐和绿色食品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展现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词汇，例如电子邮件、电脑、电子商务等。这些词汇的出现都展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西方文化也同样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许多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汇也出现在英语词汇中，例如Confucianism(儒教)、papertiger(纸老虎)、loseface(丢脸)等，这些词汇都成为了英语中的正式词汇。
(二)语言表达意义上的融合
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经验形成了不同的比喻的民族性，同时也与美学趣味、风土人情、习俗风尚、地理、宗教、历史等因素有关，所以也会在不同的事物上看到相同的价值。例如，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胆子小，经常会用“鼠”来当做喻体，如“胆小如鼠”;而在英语中形容一个胆子小，经常会用“兔”来形容，如“Astimidasahare”。在汉语中形容“事后聪明”时，会取材于中国象棋称之为“马后炮”;而在英语中同样形容这一喻义，则会取材于橄榄球称之为“Mondaymorningquarterback”，因为橄榄球比赛通常在周日举行，而周一上午的四分卫岂不就有“事后聪明”的意思。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小题大做，经常会用“杀鸡用牛刀”;而在英语中则称之为“Tobreakabutterflyonthewheel”。这样类似的表达，虽然在字面上的意义不同，但是喻义上都是十分相似的，所以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可以通过意义的方式来表达实际的真正含义。
三、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路径
(一)得体原则
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过程中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关键。无论是处于何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他们都会在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禁忌事项。如果为了追求意义的表达而触犯了他们禁忌的生活词汇，很容易在影响交际意义表达的同时，对交际双方造成情感上的重大影响。例如，当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想要表达“落后国家”时，为了照顾其国家人民情感，应将“落后国家”翻译为“发展中国家”，英语则是将其翻译为“developingcoun-try”。这些词汇能够在表达出这些国家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事实，也能够避免对方在国际交往中的尴尬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不违反禁忌的得体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属于意义上的“融合”，通过彼此语言层面上的“差异”，更好地完成跨文化交际实质的目标。
(二)意义原则
翻译在任何一次交际活动中都应表达出最准确的意义，跨文化交际也是一样。所以，意义原则与语境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翻译时，不仅需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词汇对等，还需要注意双方的交际背景，以及表达意义是否准确。这主要是因为翻译中词汇的对等并不代表意义上的对等。所以，翻译者还应根据具体的语境，来考虑不同的词汇以及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保持译文与原文在意义表达上的一致。例如，汉语中的“教师”与英语中的“teacher”是对等的，但是在汉语里，它还表示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重，是一种敬语，甚至对于所有资历高于自己的人的一种尊称。而在英语中其含义相对而言比较单纯。所以，意义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能够让具体的翻译借助语言层面的“差异”来实现意义层面上的“融合”。
(三)语境原则
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语境。虽然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语境问题一直与具体的语言有关，但是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翻译者需要关注的语境不仅仅包括译文的具体语境，还包括源语言的语境。只有如此，交际双方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交际活动，通过统一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现象来完成翻译。否则就会造成对异国文化语境的忽略问题，从而导致翻译工作不到位，无法让读者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毋庸回避的问题，就是有些作品虽然翻译句法上没有漏洞和错误，但是读起来没有英文的感觉。研究者对其解释为汉语与英语交际实践的问题，但也会出现在任何两种语言翻译实践之中。也由此得知，对于翻译效果来说，语境是多么的重要。语境原则指的就是按照两种语言不同的所处语境，通过增删语境因素来完成翻译实践中的实际意义传达，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语境原则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双方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存在着差异，由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和英汉语言结构的特殊性，翻译可译性限度依旧是翻译实践中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研究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先研究的应是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在研究文化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的比较上。除此之外，还应对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读者对其的反应与理解。所以，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应求同存异，在差异中寻求方式，在共性中寻求规律，在翻译实践中寻求融合。
参考文献:
［1］常晖．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语境差异解读———以武陵源旅游区为例［J］．学理论，2011(13):242－244．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