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12-0067-02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
1.领导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中国人民,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扎根当代中国客观实际,经过长期探索后奋力开拓的一条社会发展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回答了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希望之路,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坚持走这条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大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
2.制度根基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根基。一个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首先是社会制度问题。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以此为依托,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又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3.发展内涵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内涵。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尤为迫切。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线。问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中国人民通过长期探索,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拓宽和深化,从两个文明建设到三个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4.发展路径
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路径选择。发展有一个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的问题。发展路径最根本的是改革开放,具体而言有两类:一类属于发展动力,一类属于发展条件。在发展动力方面,一要坚持科技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二要坚持改革发展;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三要坚持开放发展;对外开放的实质是大胆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发展自己。在发展条件方面,一要坚持稳定发展,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二要坚持和谐发展,努力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三要坚持和平发展,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就不可能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建设。
5.目标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具有全面性、渐进性和科学性。它体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呼唤,成为了中国人民同心同德、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必将指引中国人民奋力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理论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理论基础,它是科学社会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是革命导师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高度概括。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基础上,列宁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化理论。1916年,列宁在分析革命形势、革命前景和革命道路时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这里所说的“走法不会完全一样”,实际上就是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列宁的论断深刻指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所以是多样化的,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虽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各个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国情却千差万别,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各国特殊国情有机结合,自然会形成多样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基本原理。
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特殊国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原因的深刻揭示,为我们进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和权威的现实政策依据。
理论思考和历史发展均深刻揭示: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发展进步问题。生搬硬套任何一种他国发展模式,只会窒息中国社会发展的旺盛活力,唯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发展才能获得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国际共运“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个“七十年”;从十月革命至1987年是国际共运“外延扩大”的第二个“七十年”;此后将是国际共运“内涵深化”的第三个“七十年”,即社会主义要从量的增长(增加更多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质的提升(提供社会主义成功的榜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的实力、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注释〗
1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光明日报,2008.2.26
2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163
「关键词种族，宪法，民族，种族主义
一、引入
本文欲对诸国宪法文本中“种族”一词的涵义进行探析，其实质为对宪法规范的学理解释，其必将面对法律/宪法解释所不可避免的一根本难题：即由于语词自身的弹性、不确定性甚至开放性、流动性，主观的解释者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文本中该语词涵义的客观性？体现在本文的语境中，读者便可以追问，非权力机关的笔者在非宪法实践的迫切要求下进行个人化的探析试图将弹性的语词固定化，其行为本身具备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吗？亦或只是对语词进行了一番逻辑的重演，虽然永远为真值命题，却未传达任何信息[1]？
笔者认为，日常语言中，“种族”一词的混用折射于法律化的宪法语言中，其所进一步造成的语言、思维乃至规则的混乱早已超出了法律规范用语的合理弹性承受度，失却了法律语言自身特有的确定性、明晰性特质。因此，笔者固然不能解决上述法律解释中的悖论性难题，但尝试着将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尽量明晰化、确定化，以增强其语言的规范性、法律性。我想，此不失为该文的意义之所在吧。
二、“种族”自身的涵义
作为以中文思考、中文写作的国人（包括笔者），谈到“种族”二字必将受到中文视域的影响与限制，然而追溯该词在中文世界的衍变，会很快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字/文化并无此词，其乃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的名词创设。因此，探寻“种族”的涵义需寻找其在西方历史的与逻辑的根，并了解其是何以随着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被赋予涵义的丰富性、流动性乃至成就今日之局面。
（一）种族的起源-种族的原初涵义
让我们首先借助人类学家的视野来追溯种族的起源吧。
人类学家主张现世的人类都属哺乳动物纲灵长目人科人属的智人种，人类始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即距今380万年前东非地区的早期猿人。随着群体的增多，迁徙出现。祖先们分别南下、北上、西迁至非洲、亚洲、欧洲三大地区，经过几万年至几十万年的迁徙、分离，便出现了欧亚非三大地域群体。为了适应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共同发源于东非地区的人类祖先逐渐在体质形态与遗传基因上发生了分异，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种族（人类同很多动物种类一样属于多态性物种，即基因内具有一种丰富的、能在将来几代中组成新特征的潜力。文化的变迁、药物、牛排、甚至睡眠不足都可能使一个种群在相当少的几代内就产生出一些独特的后天行为特征。因此当多态性物种分成为地理上分散的种群时，面对不同的地理特征与选择压力，其许多遗传上的潜在差异便在不同地理环境内不平衡的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种族”概念起源于人类学的学科研究，由此决定其相应的原初意义即为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以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它可指白/黑/黄三大人种，也可指三大人种之下的次一级人种。人类学家通常将全球的种族划分为以下三类：
体质特征
肤色
发型
鼻梁
嘴唇
体毛
典型代表
比例
白色人种
浅红
波状
高窄
薄
多
北欧人
55％
黄种人种
黄综
直状
中
中
中
蒙古人
37％
黑色人种
褐黑
曲状
低宽
厚
少
尼罗各人
8％
同时人类学家根据种族内部地区间人体的相对差别，又划分出若干次一级人种，构成三大人种群，即白色人种群之下又分北欧人、阿尔卑斯人、地中海人三个人种；黄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蒙古人、印弟安人、爱斯基摩人；黑色人种群之下又分为尼罗各人、美拉尼西亚人、达维人。此皆可称之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种族”。[2]
在此需注意，上述种族的划分，其只是关于种群常共有的某些体质特征的统计学上的抽象概念而已。这些可见的体质特征并非从种族到种族的突变，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内，几乎无间断地、从非洲到挪威的渐变，因此我们找不到所谓“纯种”的例子。很多人类学家都承认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涵义，既不明确又没什么具体用处。
（二）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种族的引申涵义
历史的指针指向了16世纪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欧洲人怀着淘金梦到处寻求和掠夺海外土地，他们开始见识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具有别种体质特征的人类。于是，“种族”概念便很快脱离人类学的象牙塔，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种族主义”的面目为寻常百姓所知晓、所信奉。什么是种族主义呢？其是殖民地时期白种人为了统治奴役黑种人、黄种人而杜撰的种族歧视理论，其声称人类的不同种族在智力、道德的发展能力上是不相等的，种族差异决定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优秀种族”理应凌驾于“劣等种族”之上。[3]因此，优秀的白色人种侵占劣等有色人种的土地、统治奴役有色人种是上帝的合理安排，具备天然的正当性。
种族主义实为白种人利益诱导下的思想偏执，然而16-19世纪的殖民时代，此思想却是有着基督教仁爱传统的整个欧洲的阴暗思潮，在此思潮的鼓动下，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屠杀政策残忍地扑向殖民地民众，铸成了他们数百年的血泪辛酸。
其实种族主义之所以盛行不衰，其背后有更深的源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历史深处顽强而莽撞地走来，它曾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在历史的舞台上交替上演民族的融合、分裂、独立、冲突乃至战争的活剧。从整个近代历史看，西欧诸国在反封建、构建近代民族国家过程中，率先产生了近代民族主义；但西欧的民族国家一旦建立，民族主义很快便转化为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殖民扩张学说，其要求把本民族、本国的统治扩张到别的民族、别的国家，而不管后者同意与否。可见，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人们超过对自由的热爱，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于是人类在自然领域取得的成就――遗传学说和进化论，便在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下出人意料地被扭曲为社会领域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进化论，为已蜕变为集团利己主义的民族主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可见，种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殖民扩张时期的特殊表现，其根源于特定区域内的人类共同体为本集团体利益发展的需要而统治压迫另一共同体的自我中心。正是基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亲关系，日常语言中，“种族”一旦跨出其生物学范围，进入社会文化领域便常与“民族”一词混淆。如前南斯拉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族）、非洲国家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中东的巴基斯坦人与犹太人的民族冲突常被称为“种族冲突”。因此，种族在原初意义之后的引申意义上实与“民族”相混同。
（三）“种族”涵义的归纳与辨析
1.在分析源于西方的概念“种族”的原初与引申涵义之后，种族涵义的来龙去脉有了粗略的历史呈现，而其涵义最凝练权威的表达，无疑是同时代的词典。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种族”的涵义只有一项：（1）人种。
中国《语言词典》中“种族”的涵义为：（1）「stock人类学上的大的分类或主要人种，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2）「race指人类的许多大分类之一；每一个大分类由被认为或自认为属于一个独特的单位的人群所组成；（3）「flesh见“家族”。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种族”「race一词的涵义为：（1）人类的主要生物学划分，即用肤色、头发、身体结构等的差异加以区分的人群，即三大种族，白种/黑种/黄种人，其中每一大类又分若干小类。此术语具有非科学的含义，已被更科学的族群所取代。2）指在遗传基因上不同于另一些人的人口，这是一种现代科学用法。3）属于一个族群集团的感情。4）在较宽泛意义上与血统、宗族、人群、部落、民族等混同。
三词典对“种族”的释义，其核心意义一致，皆为“人种”，然而引申/扩展意义的范围则显然是《现代汉语词典》
2.鉴于种族与民族在边缘意义上的部分重合，我们也需明白民族的基本涵义。
中国《语言词典》中“民族”的涵义为：（1）「nation指有共同制度，风俗习惯和信仰的全体公民；主要用于政治，常指一个主权国家的全体公民，也意味着由于共同的法律、制度、风俗习惯或忠诚而产生的某种同一性。（2）「people以共同的文化、传统或亲属感联结起来的人们，虽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或有人种或政治的纽带，但典型地具有共同的语言、习俗和信仰，如原始民族。（3）「race可以指任何一个或多或少是意义明确的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人群，通常是因为他们具有或认为具有共同的历史。
英文《韦伯斯特新20世纪词典》中“民族”「nation的涵义为：（1）一个稳定的、历史上发达的有着共同领土、经济生活和特定文化与语言的人群共同体。2）一个单一政府治理下的联合起来的在一块土地上的人民。（3）一个人群或部落。（4）以前在欧洲的大学里，主要根据学生或学者的出生地进行的人群的划分。可见中文中“民族”的涵义远远广泛于西文中的民族（nation）。正是基于“民族”概念边界的扩张性、模糊性，才会与“种族”发生混用的情况。但二者在本源意义上一个侧重生物学角度，一个侧重社会历史角度对人类群体进行划分，有着相当的区别。当然，承认二者在核心意义上的差别并不等于否认二者在边缘意义上的重合。并且，为了使我们的语言更清楚明晰，日常中应尽量从核心意义角度使用词语，此乃语言学的基本原则。
三、诸国宪法中“种族”的涵义探析
面对日常语言中种族自身涵义的混淆，“种族”入宪（尤其种族间平等条款的的入宪）具有无比深远的的历史意义。然而宪法规范中“种族”的涵义又将如何确定呢？“种族”是宪法中的非重点概念，亦或“种族”并非宪法学所特有的术语，其究竟是应当遵循日常语言中“种族”的涵义呢？还是因为置于宪法规范的特殊环境下便有了相对特殊的涵义？笔者怀着这种疑问，试着从三个角度探析宪法用语中“种族”的涵义，以图解答。
（一）“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
所谓“种族”在诸国的规范背景即指在各国的宪法文本中“种族”是如何被规定、陈述、表达的，以展示“种族”一词所处的语境。笔者将列举以下国家的宪法规范，以使读者对此有直观的感受。
法兰西共和国1958年宪法第2条规定：法兰西是不可分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它保证所有公民不分出身、种族或者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它尊重一切信仰。
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德意志国民团结其种族，一心一意共期改造邦家······
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3条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
美国1866年第14条修正案第1款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
美国1869年宪法第15条修正案第一款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
中国1954年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南非1996年宪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
印度1949年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不得仅根据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或其中任何一项为由，对任何公民有所歧视。
苏联宪法第34条也曾规定：苏联公民，不分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种族和民族、性别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从以上诸国的宪法规范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种族”所处的语境有相当的共同点：
1.各国均以宪法形式确保了各种族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禁止种族歧视。
2.各国宪法中“种族”一般皆在宪法的平等条款内，常与出身、宗教、性别等项并列。
可见，作为宪政精神承载体的宪法，其所倡导的平等权乃是基于公民身份的平等权，凡本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的对面即“歧视”，歧视的核心涵义指基于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不平等的对待他人。我们知道，个人是自由主体，因而是责任主体，若不自由，则不负责任。因此，基于身高、性别、出身等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之事而歧视他人便是不平等之举措，应以法律手段将其排除在外。
语词总是在其语境中才会呈现其意义。因此“种族”在此语境中，固然有其所约定俗成的常态意义，但同时，其与出身、性别、宗教、身高等项并列又有其共通的泛意义，即为“凡个人不能自由决定从而不能自由负责之事，凡个人信仰之事都不构成歧视的原因。”
当然，“种族”在诸国的宪法规范中，仍存在不少的差异：
1.德国从魏玛宪法到基本法，由“本种族的强调”到“各种族间的平等”，期间经历了巨大的观念转变，而法国则是一步到位。
2.美国宪法正文中并无任何种族条款，宪法修正案对于种族关系的内容表述也是由模糊弹性到清楚明确。
3.南非“种族平等”入宪为1996年，远远迟于其他国家。
各国宪法中对“种族”的文本规范何以同中有异，这实涉及到各国具体历史与国情的不同。而从某国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来探索该词的沿用情况从而推出语词的真义，其不失为一可着手的途径。
（二）“种族”在诸国的历史背景
囿于笔力的限制，笔者只将对法国、德国、美国、南非、中国五个相对典型的国家进行“种族”的历史背景分析。
1.德国
基于种族与民族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分析德国的种族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忽略德国的民族史。
宪法规范背后通常有着国家对于所规范内容从观念到制度的一系列支撑，甚至是有了后者才被逐渐反映到前者的宪法中来，其是一缓慢的进程。德国“种族平等”条款的入宪更是以有色人种的无比惨痛经历为代价，经历了曲折而漫长的道路，宛如事物的抛物线发展规律，劣势不运转到极端，便不会有足够的反弹去峰回路转。
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其不是至上而下的人民革命建立的，而是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至上而下靠武力征服而成。因此德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同像西欧启蒙运动那样的立宪民主相联系，而是与文化民族主义相联系（分裂割据的德国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知识分子自觉抵制，通过挖掘古日耳曼的光荣来寻觅维系民族感情的血脉，促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成长），因此，德国的民族认同侧重于本民族的文化、血统，后因德国的武力统一而进一步带上了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很快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为后来德国纳粹主义的种族优越论埋下了隐患。
意味着文化血统共同体的volk一词在德国历来被当着英语nation的同义词。在纳粹期间，volk一词的种族主义色彩浓的无以复加。[4]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主张民族应在人种上纯一，国家主要是维护种族完整、促使优秀民族获胜和迫使劣等民族屈服的工具。其最终酿成了二战时期对大量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二战是德意日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潮下的产物，其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痛定思痛，德国政府反省魏玛宪法对本种族的过分看重排斥异族公民，于是在1949年基本法中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性别、门第、种族、语言、籍贯、血统、信仰、宗教或政治观点而受歧视或优待”，以宪法的高度规定了种族间平等、反种族歧视条款。
鉴于德国历史上种族歧视的范围总是包括犹太人，但犹太人肤色、发色与欧洲人难以区分，可见其“种族”的内涵已越过了传统的生物学三分法。毕竟，“种族”的界限，在日常中混淆较多，法律上所要求区别“种族”的场合，实际上并不是按照严格的人类学标准，而是按照其他社会标志加以区分的居多，如犹太人是以其父母为犹太教教徒为标准进行区分。因此，从德国关于“种族”的历史背景来看，德国基本法中“种族”的涵义应为广义上的种族，即为韦氏词典上的第四义。
2.美国
美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与欧陆迥然不同，但却沿袭了英法自由主义传统，建构了最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北美大陆的原著民是印地安人，至哥伦布发现这片新大陆以来，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先后在北美建立居民点。“五月花”号船上102位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签订约法，宣称要建立基督教理想社会，组成民治政府。随着欧洲移民的陆续到达，宗教与语言的一致使不同血统、文化背景的殖民者逐渐融合为一种以英国新教文化为主体的白人新教徒社会，民族意识日渐成熟。1781年北美人民取得脱离殖民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胜利，战争期间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美国民族国家的形成。
然而，一方面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利坚民族孕育、形成的历史，一方面却是数百年殖民过程中对印地安人的杀戮灭绝、对非洲裔黑人奴役隔离歧视的历史。光辉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为迁就南部奴隶主的利益，黑人被暗地里排斥在“人人”之外，继续着被奴役的生涯。1787年联邦宪法至今仍是美国政治运行的圣经，但却笼罩着种族主义的幽灵。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在按人数分配众议院名额时，黑人按3/5计算，而未被课税的印地安人则不计算在内。显然他们未被看成美国公民，不能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对于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1808年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这实际是允许奴隶贸易在美国延续至1808年；宪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凡根据一州之法律应在该州服役或服劳役者，逃进另一州时，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服役或劳役，而应依照有权要求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这实成为所有逃奴缉捕法的宪法根据。[5]
联邦宪法上述条款的背景在于联邦政府对殖民历史形成的南方奴隶制的认可和偏袒，然而残酷压迫黑人的奴隶制毕竟是侵害美国民主制度与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其激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和下层民众的深恶痛绝，废奴运动高涨，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南北内战，战争以联邦政府的胜利，奴隶制的废除而结束。在美国土地上存在了2个多世纪并受法律保护的奴隶制度终于在人民大众的谴责声中和战火的洗礼中宣告废除，强制性的奴隶劳动从法律上被取缔。在战后重建时期，1870年联邦国会通过的第15条宪法修正案：“联邦和州政府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曾服劳役而拒绝给予或剥夺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此是美国宪法第一次以保障有色人种（黑人、印地安人、亚裔人等）平等的选举权为宗旨而制定的专门宪法修正案，其也第一次在宪法文本中明确使用“种族”字眼成为笔者今天考证其在“种族”涵义的直接依据。
显然，鉴于美国这样一个以近代移民为主体、种族关系复杂的国度，种族一词的涵义无疑来自于美国民众对现实生活中种族关系的体会与理解，那依然是一种肤色意识，一种白种人优于有色人种的白人优越论。因此从历史背景看，美国宪法中“种族”涵义应取韦氏词典第一义。
3.法国
法国民族的形成属于原生型民族主义。中世纪的西欧是一片分崩离析的土地，罗马教廷是凌驾于各领地上的一统权威。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群-市民社会，市民阶层与王权联合，打败已成历史桎梏的教廷和贵族势力，建立起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以往割裂的各地区人民开始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权威-王权之下，要求民族统一、培植民族文化、增进民族感情的思潮压倒了地方主义与宗教的普世主义，从而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的雏形。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绝对君权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他们选择了另一个号召和团结全民族的中心-“祖国”，即民族国家。他们认为，民族国家是全体民族成员通过社会契约结成的共同体，民族共同意志是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国家行为的最高准则是民族利益，是追求全体成员的自由和福趾，此即“人民主权”。于是法国大革命爆发使启蒙思想成为法兰西民族的精神，对民族的崇拜代替了对上帝的崇拜。大革命完成了法兰西民族的构建。可见法兰西民族国家（包括英国民族国家）的构成是民族情感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其基础不仅是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而且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即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的认同。
在此基础上，法国的《人权宣言》的颁布，宪法的出台，入宪的“种族”条款必带有民主主义、人民主权的精神气质，即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当然不论为何种族，其皆平等，也即是法国的宪法是以公民身份对待国家成员，其必然内含有对平等权的尊重。再加法国民族长期以来为相对单一的民族，有色人种较少，因此宪法中“种族”一词相较德国、美国、法国少了实在的冲突和血腥，更多的是平等理念的表达，而其意义应是韦氏词典中的广义吧。
4.南非
西方殖民帝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血腥的种族主义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南非土地上则更以完备、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
17世纪前，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一些松散的黑人氏族与部落，他们过着游动的狩猎、采集生活，无民族、国家却享受着原始的宁静和谐。然而17世纪末期，荷兰、英国殖民者带着现代文明、现代武器发现了这片土地便开始了常达300年的殖民征服与人口的灭绝屠杀。1910年这群白人殖民者及其后代建立了统一国家-南非联邦。然而面对黑人占67.3％，白人占21.4％的国家人口比例，白人殖民者始终处于黑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时时刻刻感受到来自黑人的威胁。他们惧怕在种族和民族特征上同化于非洲人，更惧怕丧失政治权力及对社会财富的垄断地位。[6]于是，他们鼓吹“白人种族优越，白种人必须做南非的主人”，并分别通过1909年《南非法》、1961年南非共和国宪法、1983年南非宪法，以宪法规范确保南非联邦能实行有效的种族主义统治，如规定只有白种人才有选举权、单一制的由白人集权的中央政府、英语荷兰语为官方语言（从而剥夺广大土著人民语言的应有地位）。当局在宪法的授权、保障下，制定了种类繁多的种族主义法律，从政治权利、居住地方、行动、居留、职业、婚姻、教育等各个方面，构成一套完整的、严密的种族主义制度。其以国家政权、国家法律形式推动种族主义制度的建立，在全球也仅此一例。
南非的特定历史与特定国情决定了该国肤色意识重于民族意识，种族关系制约民族关系，因此该国政治运行的主线便是种族压迫与种族反抗的循环反复。南非广大黑人为了反抗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和平请愿、武装斗争、工人运动、群众抗暴斗争等相结合，群众的发动和组织程度相当高，终于激起了90年代南非政局的急剧变革，政府不得不解除了非国大党等黑人解放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黑人领袖曼德拉等政治犯，执政的南非国民党与非国大党经过反复的较量与妥协，最终议定以和平谈判方式制定出一部确保南非是“统一、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国家”的宪法。于是新南非的临时宪法与正式宪法分别于1993年、1996年相继诞生了，其在公民基本权利章第1节中明确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性别、民族、或社会出身、肤色、年龄、宗教、信仰、文化、语言、残疾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歧视。”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规定和保障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作为种族平等和民主的新南非宪法的最重要的内容和特色”。
在简述了南非“种族”关系的历史背景及新宪法的制宪背景后，其宪法中“种族”一词，无疑每个经历过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人都有直观的感受与公共的理解，其同样是肤色的代名词，即韦氏词典中“种族”的第一义。
5.中国
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固然因其为母国，同时也因其是西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浪潮扩展至东亚地区从而被迫反应式建立现代国家的典型之一，并且中国作为欧洲种族论者歧视对象的-“黄种人”国度，其宪法规范中引入“种族”，此“种族”所具备的涵义为何呢？
中国的儒家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延续下来未被中断的文化，至黄帝以来，历史上的种种民族起伏皆以儒家文化/华夏文明同化、融合周边异族文化而告终，实有大国之底蕴与傲气。然而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历史上以儒家文化为认同依归的自在民族-“华夏族”便彻底失去了话语优势，在西方民族主义激化下，其自在民族也逐渐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现代自觉民族，并高举“救国保种”的旗帜，民族情绪高涨。然而这种受到西方侵略避害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其目标复杂而激烈，包括民族独立、文化传统保留、政治和经济上的强大等，其核心仍在维持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伦理，以增强民族尊严，减轻由西方白人统治所造成的自卑感。于是，“中体西用”颇为盛行，可是在这种民族自尊与自卑情绪笼罩下的“向西方学习”却注定不断突破原有宗旨，从引进坚船利炮到政治制度再到文化，演绎出中国种种冲突激荡的百年历程。
中国的宪法与宪政无疑正是这种制度与文化移植的产物，而宪法规范中“种族”语词的引入从实证角度看，很可能是制宪者们移植整体宪政制度过程中的不经意之作。然而，究其“不经意”的原因，实为对西方宪法中“种族平等”文字表述的深为认同，以至毫不犹疑的录用之。并且，对于种族关系中处于劣势的华夏族来说，此语词的入宪无疑表达了弱势民族自身的立场及对强势民族的希望与要求，在今天看来，此显然是世界性的进步潮流。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宪法中的“种族”并非西方式（尤其美、德）为国内实在的种族血泪史对宪法的自发诉求，中国99％的黄种人比例本就决定了种族问题存在的渺茫，其作为西方国家历史累积经验的轻松移植/抄袭，连“种族”该词也都是照搬西方，要追究其在宪法中的具体涵义，我想，前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最合国情，即仅“人种”两字，充分符合移植国对被移植国原有文化所素有的简单机械理解的惯性思维，并在中国民间为一无形中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
（三）“种族”的国际公约背景
从各国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该国宪法中的“种族”涵义，无疑会让本已复杂的“种族”抹上更多个性化的色彩。然而当联合国为了肃清全球“种族不平等论”的反动影响，制定与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种族的国际公约时，此显然为我们理清对“种族”的认识又寻到了一条良好途径。
1948年联合国出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其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公约内所称灭种系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
1966年联合国制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称“种族歧视者”，谓基于种族、肤色、世袭或所属国或民族本源之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之承认、享受或行使。
1973年联合国制定《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其第2条规定：所谓“种族隔离罪行”应包括与南部非洲所推行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类似政策和方法，是指为建立和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团体的主宰地位，而有系统地压迫他们。
此处，语言的万花筒不仅让人哑然失笑，笔者深感“种族”一词中西方使用的混乱导致宪法中“种族”用语失掉法律语言特有的清晰性、确定性，然而在宪法之上的国际公约对“种族”的使用则显然不单在广义、狭义上并用，且与肤色、人种等“种族”的内含义之词并用，且“种族”的广义范围甚广，使其更呈现多义复杂的面目。
四、结语
语词涵义之考证本就是不易之事，稍不注意便失之中正、陷于臆想。因此，国际公约作为难得的权威文件正面叙述种族问题，对笔者进行的“种族”涵义探析具有关键性的指导作用。并且，作为国际权威机构的联合国，其充分认可“种族”涵义的多义复杂，并率而使用，其本身便是法律语言对日常语言的尊重与信仰，而并不像少数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为了使法律语言不被日常语言的混淆所污染，不惜将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人为割断，其必将使法律语言丧失活的生命力，与大众相远离，便是也远离了自己的适用基础。总之，国际公约的这一做法，给予笔者良好的启示，即解释法律语词的涵义应首先遵循实际生活中所约定俗成的该语词的常义，也正是日常该语词的流变性才赋予法律语言的足够解释空间，从而使其具备充分的社会适应力。在这样的启示下，笔者对于诸国宪法中“种族”涵义的主张是什么呢？笔者主张，鉴于国际公约高于国内法律的惯例，各国宪法“种族”的涵义应遵循国际公约“种族”涵义的基本框架，这实为一非常开放的涵义框架。同时，基于语言自身的弹性且宪法解释/法律解释总离不开具体的语境/案例实践，在遵循国际公约的基本框架内，我们也应该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情况，对其予以灵活的限制扩张解释，从而使宪法中的“种族”具有真正的法律生命，更好地保障来自不同种族间的平等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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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美威廉·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第140－145页。
③宁骚：《民族与国家》，第352页。
④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第53页。
关键词：近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1）06-0049-06
收稿日期：2011-08-20
作者简介：周建华（1980-），男，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09级博士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科学界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2005年设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01-2011年）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001-2011年），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主题的文章共有106篇。一些著作还专辟章节来论述这一问题，如顾海良主编的《从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汪青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王先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周连顺的《探索、出路与启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从以下五个维度来阐述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一、“文本论”
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始文本的角度探索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着重突出概念的“当时性”内涵和“本源性”意义。鲁振祥系统、深入地考察和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论述、运用、解读和认识的历史过程，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时主要是在‘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这个意义上说的，就是自己所解释的：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或全会决议所说的：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外国经验运用到中国实际斗争中去”[1]。曹泳鑫、吴军深入解读了“38命题”以及后续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在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艰辛探索中，在与经验主义、特别是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建党17年后才悟出的“道理”。其内涵包括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和解决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建设问题两个方面；并强调指出，当今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具有民族化、具体化、当代化的内涵特质[2]。王增智梳理和考察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阐释过程，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可以归纳为:“一个基本原则和三个基本要求”。“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三个基本要求”就是“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表达方式的民族化和大众性”[3]。陈家付认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已经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即：实现理论主题的中国化――“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实现理论形态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实现理论生长点的中国化――“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现理论实践力量的中国化――“被中国人民所掌握”[4]。
二、“结合论”
即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探索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由于学者们对“中国实际”理解不尽相同，因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界定也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把“中国实际”理解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郑永廷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和新鲜化；另一方面是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进行概括和提升，使之成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新型理论，并成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5]。秦宣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相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制定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并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出新的理论[6]。
二是把“中国实际”理解为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郭建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合、融合、磨合、整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7]。张瑞堂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两合”问题，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合”，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融会贯通，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8]。
三是把“中国实际”理解为中国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相结合。许全兴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和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应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体现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重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切不可忘记自己民族的祖宗[9]。金忠严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经验相结合。“三个结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每一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经验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0]。
三、“过程论”
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乃至未来发展的时空链条中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在不同历史阶段、历史条件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由于对过程的理解不同，学者间也存在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互动与融合”的过程。邓剑秋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指导中国变革与发展的历史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传统、国情、实践中构成的“中国实际”的“基体”上来理解、选择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互结合、双向互动的过程[11]。胡军良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的过程，即在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历史主体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被纳入“中国化”的诠释语境中，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等构成的中国实际这样一个“成见”、“界域”、“基体”上来理解、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诠释和实践诠释的过程[12]。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本土化的过程。范洪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殊环境中的本土化过程，即特指在中国的基本状况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异化”性运用。其基本内涵是在落后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意义的具体表现[13]。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吸收与创新”的过程。李海荣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因而，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吸收的过程，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实践中得到创造性丰富和发展的过程[14]。
四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获得和转化”的过程。李建勇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获得中国形态和内容的过程和转换中国传统文化和人类其它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15]。赖大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也就是将其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这个转化包含着相互联系的两层含义：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化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16]。
五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不断发展”的过程。杨富斌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从理论体系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从理论渊源或思想来源上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及哲学思想相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实践的维度来看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在理论上不断升华的过程；从理论主体视角来看，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不断探索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过程；并强调，任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教条化、绝对化或“僵化”的看法和做法，既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17]。
四、“内容论”
即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容来探讨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具体内容，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六种观点：
一是两个层次的内容。杨瑞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的内容：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体化为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实践化，即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研究、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这两个基本方面中，理论向实践的转化更加重要，更具本质意义[18]。梅荣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包括按照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方面。与时俱进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是实现这两个方面的连接并促成其前进的动力[19]。
二是三个层次的内容。肖贵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三层意思：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强调的是实践性；运用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强调的是民族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实现新的理论创新，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发展性[20]。刘先春、吴阳松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联系中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历史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把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优秀文化的土壤之中，和中国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21]。
三是四个层次的内容。赵明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义有四点：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事求是地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已过时的论断或原理、原则，敢于承认过时并在实践中予以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22]。郑德荣，王占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内涵丰富，寓意深邃，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方向保证；从中国国情出发是其客观依据；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是其实践基础；批判地总结和继承中国的历史遗产是其文化底蕴[23]。
四是五个层次的内容。郭德宏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有五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使其适合中国的情况，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第三，把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使马克思主义新鲜化；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的基本状况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实践基础情况下的特殊运用；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要破除教条主义，按照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24]。
五是六个层次的内容。肖铁肩、李真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通俗化、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也叫当代化）、实际化（也叫具体化）和再理论化（即马克思主义化）六“化”。其中，通俗化是前提，民族化是条件，大众化是序幕，时代化是前奏，实际化是根本，理论化是成果。六“化”一环扣一环，紧紧相连（亦相互交错），步步深入（亦同步进行），形成整体，不可或缺[25]。邱仁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为六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方法）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化、实践形态的经验化和经验形态的理论化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并认为，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既有梯度性，又有同构性等特征。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实践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支撑。当代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了新的血液[26]。
六是多个层次的内容。何萍、李维武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相联系，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因而有多种含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外，又包括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界诸思潮的关系等多层面的问题[27]。
五、“本质论”
即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入手探讨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义和标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主题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28]。袁辉初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统一。所谓内在性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超时代意义的价值追求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所谓超越性就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中，以中国不同阶段的新的具体情况为“既有的事实”根据，扎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独创性经验，在变化着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态”。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统一起来，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的界定[29]。董德刚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特殊命题，其实质是实现当代世界普遍真理和普适价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强调，应立足中国现阶段的实际，自觉探索和努力践行当代世界的普遍真理特别是普适价值[30]。
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界定。尹保云从现代化的角度，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学术上的定位，认为要解决“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分歧，需要有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即“现代化”，并且指出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化”的定位上出现了偏差[31]。林默彪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有解释学意境的文化历史现象。“中国化”就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自己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实践等构成的中国实际这样一个“成见”、“界域”、“基体”上来理解、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的诠释和实践的诠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把结构、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进行总体性研究，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自觉[32]。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美国学者最为突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迈斯纳（MauriceMeisner）、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施拉姆（StuartR.Schram）、德里克（ArifDirlik）、斯塔尔（JohnBryanStarr）、怀利（RaymondF.Wylie）等人，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他们大部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历史时代、社会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如迈斯纳指出：“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时，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引人注目。在每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融合于历史环境之中，理论和‘客观’实际之间尖锐的对立趋向消失”[33]。三个方面分别是历史、实践和文化。但是，他们各自在阐述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时，侧重点又各不相同。施拉姆侧重于大众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包括使用普通中国人易于接受的语言，用大众化的谚语和有声色的成语使之生动活泼，间或引经据典予以强调”[34]。怀利侧重于民族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层面，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实际上这个词起源于一个文化的，确切地说是文学的语境。在其文化的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涉一个国外意识形态学说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品格相融合的问题”[35]。德里克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化，指出：“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内涵，也可以看作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化”[36]。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内涵的研究十分活跃，成果丰硕，这为进一步深化该研究创造了条件。但也不能否认，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有三：一是研究深度有待提升。就目前来看，很多成果仅停留在简单的叙述层面，而并未深入问题的核心和本质层面。比如，学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对把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什么样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怎样实现结合，结合的效果如何，结合的基本规律是什么等问题，缺乏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此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及其相互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道路、模式、经验的普遍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化”，或“化”成什么的问题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二是研究中存在的偏差有待校正。比如，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的区分，认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却尚未取得令人满意成果[37]。显然，这种截然二分的观点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校正这一偏差，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并陷入重重困境[38]。三是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增强。研究论文较多，专辟章节论述此问题的著作较少，关于此问题研究的专著更未面世。
总之，这些问题的存在，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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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ontheResearchoftheScientificConnotationof
“MakingMarxismLocalizedinChina”inRecentDecade
ZHOUJian-hua
（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