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曹永琴(1974-)，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系绩
摘要：本文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和区域非对称性两个层次，对国内学者的研究和观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国内成果进行了简要评述。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区域差异;形成机理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34-04
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研究的历史较短，直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都认为货币政策作用是线性对称的，即相同幅度作用方向不同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力是一致的。爆发于上世纪3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促使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问题，即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不对称性。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始于1998年的通货紧缩，2000年后有日益增多的趋势。陆磊(2005)把非对称货币政策假说称为中国货币理论面临的革命。因而，实有必要对国内学者关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研究文献进行比较翔实的综述，从而为未来进一步研究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问题厘清思路。
一､概念的界定
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下，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但是，相同幅度的货币收缩和货币扩张，却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一般认为，在经济紧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仅依赖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这种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及其机制被称为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
本文所探讨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除了上述一般意义上的非对称性之外，还包括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内的非对称性，以及对不同行业的非对称性效应。
二､文献综述
(一)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从现有文献来看，商世文(1994)较早地介绍了西方货币政策非均衡效应研究的发展状况，但他并没有对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进行研究。不过，他介绍性的工作却拉开了国内研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序幕。
采用两步OLS方法，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对中国是否存在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以及预期到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有无影响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不管是预期到的还是非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均非中性。其中，M1的影响具有对称性，M2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但非对称性与西方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正向货币冲击具有更明显的作用。之后，冯春平(2002)将正负货币冲击引入产出与价格方程，使用三方程模型对正负货币冲击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对称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黄先开和邓述慧(2000)的发现，即正向货币冲击总体上对产出的影响强于负向冲击对产出的影响，但不对称性现象并不显著。
黄先开和邓述慧是较早运用计量方法并使用中国数据来实证检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学者。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着一些欠缺，其中最主要的是数据来源问题。他们文中采用的是1980―1997年的季度数据，由于中国1992年才公布GDP季度数据，因而他们采取插值套算的方式，倒推出1992年以前的GDP季度数据，因而数据的来源存在一些问题，从而也就影响了实证研究的说服力。为了解决研究数据不全的问题，陆军和舒元(2002)使用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的方法也是两步OLS法，得出了与黄先开和邓述慧相反的结论：预期到的和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都会影响产出，且货币政策在10%的显著水平上存在非对称性影响;未预期到的正向货币冲击对产出的正影响小于负向货币冲击对产出的负影响，紧缩性货币政策效应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
之后，大量学者对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的基本结论都支持了陆军和舒元的研究结果。其中刘金全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刘金全(2002)使用货币供给增长和利率变量两种指标对货币政策状态(扩张性和紧缩性)进行了度量，实证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使用不同的检验方法和货币政策指标，如使用二项离散选择模型(刘金全和张艾莲，2003)和VAR方法(刘金全和云航，2004)，都支持了刘金全(2002)的发现。在此基础上，他们都主张，在经济收缩阶段应该实行稳健性货币政策来规避金融风险和防范通货膨胀，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以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随着研究方法的改进，中国学者检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工具和方法愈加复杂化和精准化。陈德伟等人(2003)利用预测方差分解法对中国1993-2001年间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货币冲击的紧缩效应大于扩张效应，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的过热增长，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却无法显著摆脱经济的恶性衰退。
赵进文和闵捷(2005)采用了STR模型和LM统计量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在1993年1季度至2004年2季度期间，中国货币政策在效果上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因而，他们认为，在今后继续执行的稳健货币政策中，更应从政策体制的连续性､政策结构的均衡性等方面给予关注，尤其应着力研究政策转换的拐点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刘明(2006)运用LM检验和t检验，对中国1992年1季度到2005年2季度数据进行了检验，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的阈值处于-0．09―-0．05，并认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和“阈值”的存在是由于微观信贷市场上的信贷配给造成的。
楚尔鸣(2004)则采取几何模型与数理分析方法，对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的影响因素､存在条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理论逻辑的角度证明了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的存在。
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存在着非对称性，部分学者进一步探讨中国货币政策这种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严太华和黄华良(2005)将货币政策效应的作用领域分为投资与消费探讨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但他们只是文字描述，并未用模型简单明了地分析。胡海鸥和虞伟荣(2003)则认为，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机制，政策效应会被放大。金融加速器效应在紧缩时期比扩张时期更为明显，因为紧缩时期企业的资金短缺，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这就支撑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缩的效应;而在扩张时期，企业资金充裕，它们资产抵押的需求降低，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得不到进一步实现。同时，由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的时期，金融加速器效应也比较微弱，因为在资金供给由紧向松转换的时期，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一度恶化，即使货币政策态势趋向扩张，但商业银行从自身安全和利益出发也会谨慎放贷，直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改善，扩张效应才能进一步得以体现。
曹家和(2004)专门探讨在货币政策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的情况下，如何实施货币政策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效应。他认为，中国应该准备两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经济中出现轻微通货膨胀时期(通货膨胀率一般在2%―3%)，货币当局应该将货币供给量作为当前严格执行的中介目标;而在经济中出现紧缩的时期，货币当局则应启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二)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
前面我们综述了学者们关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研究文献。区域效应非对称性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张志军(1999)指出，随着中国东西部经济转轨不同步性状况的加剧，统一的利率政策与存款准备金政策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货币政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孙天琦(2004)提出了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工具部分内容区域差别化处理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耿同劲(2003)研究了区域间经济差异对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影响。谭道爱(2004)､吴旭等人(2004)分别从区域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差异角度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地区不平衡性，并提出了政策区域差别化的建议。谢国忠(2004)指出区域性不平衡将在未来几年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构成障碍。这些学者们对于货币政策地区非对称性的研究或者简单介绍了国外的研究现状，或者只是给出政策建议，大多限于逻辑推理，未使用数量工具进行证明，也未使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随后的学者们则主要采用数量和计量工具，证明和检验中国是否存在着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
张晶(2006)通过两地区的简约化模型对1978―2004年间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东部和中西部两个样本地区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货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区域不对称效应，特别是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影响差异。
基于菲利普斯―罗利坦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丁文丽(2005，2006)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两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19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各区域信贷供给量和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而为证实“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非对称性”这一命题提供了经验支持。但她使用的计量模型过于简单，只使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得出了货币政策存在区域非对称性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曹永琴和李泽祥(2007)的工作进一步推进了前人的研究。他们使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估计了地区的货币政策敏感系数，并进一步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和结构方差分解法分析了货币冲击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差异;并提出建立充分反映区域经济特点的货币政策体系以及发挥货币政策结构，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效力和缩小区域间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
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部分学者对区域差异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耿识博等人(2005)以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为基础，在对货币政策区域不对称效应的理论研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在乘数不对称和经济非均质性条件下，通过构建和比较货币政策区内不对称效应和区间不对称效应模型，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不对称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而制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因受政府有限理性､已有经济指导理论的缺陷和各地区经济非均质性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会呈现出区域不对称效应，即宏观经济政策在正反方向上的同等程度操作所引起的区域不对称反应。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周期情况进行有效调节，或是调节货币政策冲击力度，或是调节乘数大小，或是兼而有之，以确保调速同步。
宋旺和钟正生(2006)将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指出中国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证实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并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焦瑾璞等人(2006)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地区差异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对有关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地区差别的理论和国际经验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地区差别，并对中国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地区差别，是造成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别的根本原因。要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需要着力于加强欠发达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该研究主要是文字描述，通过逻辑推理来得出相关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没有能够进行量化处理，因而不具有精确性。
赵平(2006)则把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归结为企业的负债率水平。认为各个区域的企业负债水平存在着差异，会通过对当地信贷投放的方向制约机制，致使全国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产生不同的区域效应。
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货币政策的行业非对称性。如金永军和陈柳钦(2006)从基于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两部门例子出发，说明了由于行业自身的异质性，每个行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各异。利用E-G两步法､ADL模型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1995年后中国六个行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结果显示第一､二产业､房地产业对利率政策冲击反应明显，第三产业､餐饮业和批发贸易零售业反应较小。在此基础上从行业的市场结构､要素密集程度以及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等因素简要地探讨了其中的原因。他们的研究也启示后来人，要注意货币政策对不同行业的非对称影响。
三､简要评述
总体来看，国内有关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的研究在范式和经验研究两方面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尽管学者们采用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存在着非对称性，以及中国货币政策存在着区域非对称性。同时，关于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形成机理，大都集中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中国金融结构差异上，无疑这对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从现有文献看，显然国内关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首先，研究范围较窄，没有研究在不同经济阶段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而且也未研究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其次，关于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形成机理的研究显然不足，文献较少，通常都是借鉴国外的研究，分析大都构架于宏观基础上，未能从微观角度上探究原因。最后，研究方法还有所欠缺。如大多数研究仍然采用的是OLS法，也未使用国际上较为普遍使用的数值模拟法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而这些则构成了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未来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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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外非均衡；流动性过剩；经济波动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7-0001-06
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非均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波动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与路径转换问题、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双重不平衡下的人民汇率问题、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国内不平衡与国际不平衡问题研究
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日益不平衡发展，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多学者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双重失衡条件下的我国经济调控进行了研究。陈炳才从“一国净储蓄=国内(本币)净储蓄+国际收支差额”角度分析内外失衡的关系，他认为，国内的存差很大部分原因由贸易顺差所导致，由境外资本净流人造成，是外资替代内资的必然，同时，这种替代也使国内经济发展导致资金相对过剩。因此解决我国的资金过剩，应同时从资本流入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解决。①
余永定从全球经济不平衡分析了中国双顺差问题，他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状况正在逐年恶化，并且还将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尽快用市场方式减少双顺差并抑制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的双顺差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不可持续，应努力通过产业升级推动经常项目顺差的保持。②
刘伟、苏剑等针对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提出要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引入供给管理。他们认为，在解决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方面，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存在以下局限：（1）需求的总量政策效应降低，甚至难以就需求管理进行总量政策选择；（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同步性降低，甚至产生政策效应方向性差异；（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失衡行为的周期性差异，使得总量上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效应程度受到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需要引入供给管理，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相结合，并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互结合的基本原则。③
贝多广、朱晓莉等考察了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现象，他们认为，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这一货币现象是实际经济运行的反映。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势增长，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带来巨额外汇储备，并进而推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而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从中长线看，缓解困境的可能出路在于：第一，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战略性作用；第二，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④
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物价过快上涨问题，因此通货膨胀问题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之一。唐毅亭、白静分析了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通货膨胀发展的基本趋势，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的性质属于温和通胀。目前我国通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物价上涨是由与生活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2）国际贸易持续高额顺差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表现为投资需求的扩大；（3）总体经济状态偏热，偏热的总需求来自净出口和消费需求是增长。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认为，虽然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⑤
刘金全、郑挺国、隋建利等运用ARFIMA-FIGARCH模型对我国1983年1月～2005年10月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阶矩和二阶矩都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由此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表现出长期记忆；在检验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关系，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和它们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⑥
通货膨胀福利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定有效货币政策的理论前提。陈昆亭、郑文风等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考察，他们把1992～2005年间一共14年的数据，利用消费者剩余估计法和以Sidrauski模型为基础的补偿收入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价法对我国的通胀福利成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名义利率扭曲是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根源，过度的扭曲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严重。⑦
刘华、卢孔标等对进出口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进行了研究，他们根据我国进出口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进出口与国内物价波动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进口价格波动对国内生产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生产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之间的传导并不通畅，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被我国生产环节的成本所稀释；（2）进出口发展确实对我国国内产能约束起到了非常好的调节作用；（3）由于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动与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并不一致，尽管外汇储备确实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是贸易收支对国内CPI的最终影响同样受到限制。得出的政策结论为，应积极防范贸易途径的国际通货膨胀冲击，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监测与预警，促进进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大力促进贸易产品结构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⑧
卞志村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较好地解决通货膨胀偏差问题，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很好的调节宏观经济。而利用我国1994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灵活通胀目标制规则在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还不是非常适合。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是：（1）我国正处在一个经济转轨时期，产出波动和通胀波动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非平稳特性；（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现还有赖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可信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等，这一点在我国尚未实现。⑨
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
杜婷利用差分法、H-P滤波法以及Band-Pass滤波方法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序列长期趋势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实际投资额、实际财政收入、实际财政支出、实际工资、实际贷款余额和实际利率具有确定性增长趋势，为趋势平稳序列，而实际GDP、实际工业总产值、实际农业总产值、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进出口额、实际出口额、实际进口额、实际存款余额、实际M0均存在单位根，为差分平稳序列。采用时域分析方法和领域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检验和分析，可以发现:（1）经济总量（2）产出指标：农业、工业、货运周转量（3）需求指标：消费、投资、财政支出、进出口（4）货币指标：存款、贷款、M0（5）工资、就业、价格、利率这些项都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并且有事实与其对应。⑩
梁琪、滕建州等采用随机游走滤波分析法对中国1952-2003年间约13个宏观经济总量的波动特征、共动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总产出的经济周期长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出延长且波动幅度下降的趋势，而且总产出的波动主要受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出波动的影响，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发展对总产出的剩余约在改革开发之后消失了，结果还显示出要素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周期在改革开放以后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一般周期特性。11
郭庆旺、贾俊雪、杨运杰等运用吉布斯抽样方法估算我国经济周期的多变量动态马可夫转换因素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拐点识别和同步指数分析，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长期和短期运行特点。分析表明就长期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协动性和非线性特征。改革开放以前，宏观经济波动剧烈，情势转换发生得较为频繁，紧缩与扩张的力度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波动明显趋缓，其中1992年以来，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经济周期的这些长期运行特点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就短期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依旧表现出显著的协动性，期间共出现5次拐点。但总体上经济周期运行较为平稳，拐点处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情势转换，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此间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日趋合理。12
胡永刚、刘方等在劳动不可分的RBC模型基础上引入劳动的调整成本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得到了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匹配的令人较为满意的模拟结果：（1）由包含劳动调整成本的RBC模型得到的就业与产出波动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基本一致,模型同时显示了劳动波动的弱顺周期性，较好地解释了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就业波动的相关特征。（2）在劳动调整成本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流动性约束，进一步改善了模型各变量尤其是消费与其实际值的匹配程度，使模拟的消费与产量波动的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已十分相近，较好地再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消费波动较大的特征事实。13
刘金全等人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增长率水平和产出波动性的双区制状态变量和状态之间的马尔可夫转移过程，并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与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描述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不同区制状态中经济增长速度与条件波动性的相关性程度有所不同，体现出经济波动“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我国经济中适度增速和适度波动性的区制状态组合具有最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阶段。14
四、经济增长路径和可持续性问题的研究
刘树成、张晓晶等对“二战”后世界上“持续高增长”的11个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增长速度的位势较高,而波幅最小,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二是在持续高增长中,地区间(省际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他们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各地区自身的增长性与稳定性的增强,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缩小,有利于统一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地区间人均GDP总体差异的缩小，是不同时期政策推动的结果，应不断推动总体差异的缩小,促进地区间基础条件差异的不断缩小。15
林毅夫、任若恩等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争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具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不能简单照搬。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技术不断创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我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就不用进行自主研发。16
张卓元研究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发现我国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硬约束是节能减排的实施。鉴于近几年来我国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可以通过适当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应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认为在具体实施中应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自上而下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调整政策、监管到位、落实责任、完善法律六个方面入手，让节能减排真正成为硬约束。17
胡乃武、刘睿等考察了中美日三国内生经济增长,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中美日三国1994年至2004年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与美日相比，这十年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但受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呈下降趋势。对此，结合美日发展经验，提出三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建议：（1）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2）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3）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18
赵进文、继涛等利用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分析了国内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可以通过LSTR2模型来表达。(2)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当GDP增长绝对下降时,能源消费比GDP有更快的下降速度；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当GDP增长率超过18.04%时,能源消费较GDP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完全以能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因此,应尽可能地避免经济的负增长和超高速增长。(3)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56～1976年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1977～2005年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19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研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他们通过构造附加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分解劳动供给的“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模拟了两种效应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通过模型得到劳动力供给中“水平效应”收益呈递减的趋势的结论，这一结论表明我国的经济要想持续稳定增长不能单靠人口红利效应，更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一体的机制；（2）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劳动力需求路径；（3）推进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20
林毅夫对自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分析。他认为，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以前，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方面占有优势，这是其经济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后，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而未能及时实现向以科学与实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的转变，中国和西方的技术、经济差距迅速扩大。为赶超发达国家，新中国选择了违反当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试图在资本极端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导致优先发展部门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并以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等来保护补贴这些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然而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使得原有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出现某些制度的不配套,导致经济的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脆弱以及收入分配的恶化等诸多问题。只有完成传统赶超部门内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改革,消除计划体制中各种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中国才能全面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使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21
万光彩、刘莉等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维持一个低通胀、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这要求该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得当。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可供投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但是随着总供给曲线不断地向右下移动，在长期内很可能会产生过剩的产能，甚至导致通货紧缩。因此一国政府应该适应性地、适度地扩张总需求，以维持经济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处在一个低通胀的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需要降温时，在紧缩总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到总供给曲线由于技术进步而向右下移动，否则，紧缩总需求的宏观微调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22
五、对外不平衡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巴曙松、吴博、朱元倩等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新的测算，通过对相关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等，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顺差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有效汇率贬值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加大的原因之一；但仅凭借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我国贸易双顺差的局面，贸易结构的变化甚至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的先导作用；实证分析还显示汇率弹性的增大会使我国外汇储备受汇率牵制的程度有所缓解。23
姜波克通过对汇率、物价、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外延经济增长与内涵经济增长等相互关系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当外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上升以便促进内涵经济增长;当内涵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下降以便促进外延经济的增长，由此使中国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获得平衡。通过研究汇率变动对增长方式的影响，发现均衡汇率的决定取决于资源约束。资源约束的上限是可承受的劳动力失业率，资源约束的下限是合理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24
方先明、裴平、熊鹏等利用所建立的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从反应程度与时滞两个方面，研究分类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结果表明，不同类贸易品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有4类表现为正向反应，其分别是矿物燃料及油（有关原料）、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动植物油（脂及蜡）等；而另外6类贸易品，如杂项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食品及活动物、未分类的商品、饮料及烟类等，则表现出负向反应，即它们的进出口差额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认为的随人民币升值而减少的现象。分析还表明，当人民币升值时，总的进出口顺差进一步加大。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下，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实现进出口收支的平衡。同时发现，不同类贸易品的进出口差额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响应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而且两者的短期均衡在偏离长期稳定关系后，会自动复归，但速度较为缓慢。鉴于此，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分类进出口对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相机抉择。25
吴骏、余燕、杨声等人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升值对总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货币升值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通过对比日元、马克、美元、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货币及人民币升值后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只有日本由于日元升值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日元升值的急剧性、被迫性等造成日元价值被明显高估，最终造成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影响。因此，他们主张，坚持汇率市场化原则，主动让人民币升值，且应采取渐进方式，逐年小幅升值(每年升值幅度小于10%)；同时，要抑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26
六、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学界对于流动性过剩问题以及流动性过剩下的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巴曙松从国际视角探讨了流动性过剩问题，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国际传导，认为，面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相关当局必须加强监管和政策调控，警惕资产泡沫风险，防范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紧缩，确保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27
张雪春针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特点，提出不能简单地使用对冲手段进行解决，可以利用限制央行再贷款、差异存款准备金率、外汇掉期交易、降低资本流出限制、贸易自由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等方式来吸收流动性稳定宏观经济。认为，当前一个较可行的有效政策措施是适量增发国债，置换央行再贷款中的政策性贷款。中长期对策应着眼于制度创新。28
钱小安认为，现阶段的流动性过剩存在以下特征：货币供应增长过快、货币结构出现短期化趋势、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金融机构资金充裕。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有：国内原因主要为经济增长过快、国际原因为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流入我国、直接原因是我国较高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市场投资的驱动等诸多方面。流动性过剩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形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累积资产价格泡沫、隐含金融危机及加剧经济循环。为应对流动性过剩，需要：（1）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2）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3）选择适当的中介目标（4）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29
刘伟以宏观经济失衡为背景，对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的新的局限性，以及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有如下新特点：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物价总水平很低，但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很高；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但失业率有所提高；生产产品过剩的同时，生产能力也过剩；内需增长乏力的同时，外需扩张迅猛。现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选择空间越来越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及方向性受到严重干扰；政策实施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产生了周期性差别――周期反周期；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递减。认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与配合：包括引入供给管理、将内需的管理和国际收支均衡的管理相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步性要提高。30
魏杰认为，目前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压力主要是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造成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引发的货币供应过多的问题，也有资金供给过多的问题。化解流动性过剩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31
七、财政政策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
郭庆旺、贾俊雪等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
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32
李永友、周达军等利用可计量的财政政策利率效应分析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财政政策与真实利率之间无关性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受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相对于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的相机变化通过利率机制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但程度有限。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对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是相当有限的。33
张颖熙、柳欣等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效应。他们通过引入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对1979～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1998年我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导致资产值持续上升，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基本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中工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导致了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34
林致远、邓子基等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他们认为，1998年实施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同1996年就已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一并在稳定经济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其制度性背景是固定的汇率政策和尚未市场化的利率制度。随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削弱，同时赤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会日益明显。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迹象，在此背景下，我国以扩张性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转向以稳健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即：（1）逐步回归年度平衡的财政预算，并确立相应的规则约束；（2）加大我国累进所得税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35
李永友以跨省经验数据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面板数据模型对FDI所得课税在外资流入决策中相对重要性的时间动态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FDI的所得课税弹性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与集聚经济和外资存量相比，虽然我国所得课税对FDI的影响的确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并且随着时间变化还有逐步减弱的趋势,但其重要性依然非常显著。为此，他认为，两税并轨只能在替代策略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实施渐进式调整。不过他根据各省的经验证据同时也表明，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对加快所得税并轨进程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6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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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余永定.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中国的调整[J].中国金融，2007,（12）:28-31.
③刘伟，苏剑.供给管理与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J].经济研究，2007,（2）:4-15.
④贝多广，朱晓莉.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J].经济研究，2007,（9）:32-48.
⑤唐毅亭，白静.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趋势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7,（9）:45-49.
⑥刘金全，郑挺国，隋建利.我国通货膨胀率均值过程和波动过程中的双长记忆性度量与统计检验[J].管理世界，2007,（7）:14-21.
⑦陈昆亭，郑文风.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J].世界经济文汇，2007,（3）:86-100.
⑧刘华，卢孔标.进出口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J].金融与经济，2007,（10）:13-16.
⑨卞志村.通货膨胀目标制理论、实践及在中国的检验[J].金融研究，2007,（9）:42-54.
⑩杜婷.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典型事实[J].世界经济，2007,（4）:3-12.
11梁琪，滕建州.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2）:3-12.
12郭庆旺，贾俊雪，杨运杰.中国经济周期运行特点及拐点识别分析[J].财贸经济，2007,（6）:11-17.
13胡永刚，刘方：劳动调整成本、流动性约束与中国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07,（10）:32-42.
14刘金全，李庆华，刘志刚.经济周期波动中均值水平与条件波动性的状态划分及相关性检验[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5）:106-112.
15刘树成，张晓晶：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特点和地区间经济差异的缩小[J].经济研究，2007,（10）:17-31.
16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J].经济研究[J].2007,（8）:4-12.
17张卓元.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纵横，2007,（8）:2-6.
18胡乃武，刘睿.中美日三国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6）:13-17.
19赵进文，继涛.经济增长于能源消费内在依从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7,（8）:31-42.
20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J].经济研究，2007,（10）:4-16.
21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5-22.
22万光彩，刘莉.阐释“中国之谜”―一个基于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38-55.
23巴曙松，吴博，朱元倩.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有效汇率测算及对国际贸易、外汇储备的影响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4）:56-62.
24姜波克.均衡汇率理论和政策新框架的再探索[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1-49；均衡汇率理论与政策新框架的三探索――基于自然资源角度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1）:53-57.
25方先明，裴平，熊鹏.分类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分析[J].经济科学，2007,（3）:76-87.
26吴俊，余燕，杨声.货币升值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经济问题，2007,（4）:94-96.
27巴曙松.观察流动性过剩的国际视角[J].中国金融，2007,（20）:42-43.
28张雪春.流动性过剩: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金融研究，2007,（8）:1-14.
29钱小安.流动性过剩与货币调控[J].金融研究，2007,（8）:15-30.
30刘伟.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货币政策[J].西南金融，2007,（5）:6-8.
31魏杰.探求流动性过剩的化解之道[J].中国金融，2007,17:41-43.
32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情势转变视角[J].管理世界，2007,（5）:7-15.
33李永友，周达军.投资需求、利率机制与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5）:12-21.
34张颖熙，柳欣.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J].财经科学，2007,（9）:45-52.
35林致远,邓子基.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75-80.
36李永友.所得课税对FDI影响的时间动态效应与弹性估计――基于跨省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17-26.
TheLatestDevelopmentofResearchesonMacroeconomicsin2007
ChenXiangguang，ZhaoYingjie
(CollegeofEconomic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关键词:区域差异;货币政策
Abstract:Owingtothedifferenceineconomygross、industrystructure、thefinancialinstitutionsdistributing、thedevelopmentofthemoneymarketandsoon,thedifferentareasofourcountryhaveobviousimbalanceintheeconomyandfinancialdevelopment,whichhasaffectedtheimplementofmonetarypolicy.So,monetarypolicy’sestablishmentandenforcementshouldtaketheimbalanceamongtheareasintoaccount,choosesomemonetarytoolstomakeaexploration,namely,trytoactualizediversemonetarypoliciesaccordingtothedifferenceinareas,togetthebesteffect.
KeyWords:areadifference,monetarypolicy
中图分类号:F8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55-03
一、差别化货币政策的理论探索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在《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一文中首次提出“最优货币区”概念及其标准。所谓“最优货币区”,是指由不同国家(地区)组成的货币联盟,区域内实行单一的共同货币,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微观和宏观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尤其那些地域广阔、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大国而言,难以满足“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实行大一统的货币政策会产生明显的区域效应,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可能是最优的选择。事实上,美国早在1935年就尝试了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高准备金率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有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实行的准备金率只有14%。至今,美国法定准备金虽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
对于我国应否尝试区别差别化货币政策的问题,国内理论界早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过争论,结果是货币政策应坚持统一调控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力度的加强、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发展问题的相继提出,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问题再度受到重视。
国内理论界对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别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是否存在最优货币区以及应否实行区域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如骆玉鼎(1998)、柯冬梅(2001)、马根发(2005)、宋旺和钟正生(2006)等从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运用“最优货币区”的判定标准,认为目前我国整体远非最优货币区,区域差异影响了货币政策有效性,有必要实行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以此熨平区域间经济差异对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
二、当前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差异
(一)经济总量及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
一是GDP地区差异较大。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我国地区间差异都比较明显。从人均GDP指标看,2007年全国最高的上海地区人均GDP达66367元,而最低的贵州省人均GDP仅为6915元;从GDP总量看,全国最高的广东省为30637亿元,而最低的只有342亿元。
二是产业结构地区差异较大。我国各区域均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的侧重也各有不同。由于各行业对同一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度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反应各异。2007年实现工业增加值最多的广东省为141910亿元,最少的省仅为28亿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3877亿元。农林牧渔总产值最高的山东省为4766亿元,最低的为80亿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1211亿元。
三是企业性质与规模不同。一般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对货币政策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与大中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对货币政策相对敏感。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特点差异较大。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发展迅速,对货币政策反应更为敏感,而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得相对迟缓。
四是居民收入水平差别较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恩格尔系数一般大于45%,高于经济发达地区10-15个百分点,处于以收定支阶段的人群比例较高,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为主,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而经济发达地区居民金融资产逐步多样化,对货币政策变化相对更为敏感。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显示,当年居民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23262元,最低的甘肃省为10012元,辽宁省为12300元,此指标的区域间标准差达3564元。
(二)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
由于经济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较大。东部地区银行业的发展程度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不仅各类金融机构数量多、资产规模大,而且形成了比较有序的竞争机制,经营效率较高;而在中西部地区,金融业发展相对缓慢,金融机构规模相对较小,金融市场成熟度较低。
一是金融深化程度差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地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及其占当地GDP的比重差距较大。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数据计算,当年各项存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北京达4.19,最低的内蒙古为0.83,样本标准差为0.6;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北京为2.21,最低的黑龙江为0.6,样本标准差为0.34。
二是金融市场完善程度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货币市场相对完善,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较多,交易量较大,能通过货币市场较好地传达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而经济欠发达区域的货币市场体系建设和业务发展滞后,参与主体少,交易品种单一,受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是金融机构数量差异较大。区域经济环境是影响银行信贷行为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基于提高资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虑,逐步上收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分支机构贷款审批权限,大量调整和撤并欠发达地区的基层营业网点,导致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数量少、规模小、业务交易量小、信贷权限有限。同时,商业银行普遍制定了较高的系统内准备金缴存率和上存资金利率,集中信贷资金投放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欠发达地区信贷投入不足和资金外流。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
三、实行区域差别化金融政策的模式探讨
目前,我国已初步具备了实施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基础。一是已出台的区域性经济政策为差别化货币政策提供了平台和基础;二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日益成熟。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逐步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日趋灵活、成熟。并且,我国已经在存款准备金、支农再贷款额度等政策工具上逐步实现了差别化操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三是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具备机构、人员和技术基础。人民银行九大区分行的设置为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探索提供了机构和人员基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更加复杂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了技术可能;四是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关注度和认知度迅速提高,金融知识普及度也有所提高,为实施差别化货币政策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对于我国实施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的模式,笔者认为,并非所有的货币政策工具都适合差别化操作,因此,首先应坚持货币政策统一性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根据货币政策工具的性质和特点,有选择性的对部分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区域差别化操作。
(一)窗口指导的区域化探索
窗口指导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于对辖区经济金融的监测分析而提出的指导意见,因此,是最适合区域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实践中,基层人民银行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探索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和信贷政策导向的作用。如研究适合地区特点的新型贷款担保方式、帮助地区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三农、助学、就业、中小企业等薄弱领域的信贷服务,配合有关部门健全社会中介担保体系等。
(二)探索区域性货币信贷政策
目前,人民银行各大区分行制定区域性信贷政策的自十分有限,长期以来沿用习惯的上管一级的管理模式。各商业银行总行一般也是转发总行的有关规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基层央行工作缺乏手段,货币政策方面几乎没有主动作为的空间。因此,建议赋予基层人民银行更多、更灵活的货币政策操作权限,增强主动调控的能力,增加更多的操作品种,进一步增强基层人民银行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兼顾欠发达地区的信贷需求特点,缩小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别。
(三)支农再贷款政策区域化
支农再贷款是比较适合差别化的政策工具,可以在综合考虑区域农业发展状况、农业产业结构以及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的基础上,探索区域差别化的投放与管理。如,适度调增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规模、放宽支农再贷款期限、扩大支农再贷款用途、实行有差别的支农再贷款利率等。对于差别化项目的决定,可考虑由大区分行和地市中心支行结合辖区实际确定。
(四)实施更加灵活的机构准入和业务准入制度
1995年颁布、2003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对金融机构的必备条件、进入的资本金门槛及业务范围等方面都做了统一的规定。由于东西部的经济金融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对相同资本金的承受能力大不相同,导致中西部地区法人类金融机构绝对量比东部少。因此,建议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降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平衡区域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如,降低欠发达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资本金要求,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金融机构到欠发达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等。
(五)慎重实施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我国已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设定了不同存款准备金率,但尚未有针对区域的差别化尝试。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直接影响金融机构可用资金、公众预期和货币乘数的大小,因此,存款准备金的区域差别化应慎重,可以考虑继续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机构差别化实现区域差别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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