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阐明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认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文章指出：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
第二部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文章认为，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一体化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一体化研究和调控的主要对象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有关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体化理论是一门正在发展的交叉、边缘学科；一体化理论是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科学研究中的综合，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研究，即从人口、环境、资源问题，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指导，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综合研究、分析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现象，促进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健康发展。文章论述了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第一，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协调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也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第二，加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研究，是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关系，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关系”的需要。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第三部分提出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途径和措施。文章认为：首先应该通过宪法和国家发展计划，确定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控制的目标、原则和基本政策，即：将“实现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目标；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大基本国策；将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关系，促使人口、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实行一整套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原则。文章建议制定一整套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和控制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包括：第一，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建立健全有利于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研究的科研体制，在人口、环境、资源研究方面实行创新；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为总体战略，大力推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管理方式，这是将人口、环境与资源工作结合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的基本的、有效的途径和手段；第三，制定和实施对人口、环境、资源实施一体化控制的各种计划，认为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跨学科、跨部门性，只有通过各种计划才能实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制定并实施有利于一体化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土规划、人口规划、环境规划、各种资源能源规划等专门规划，是这项系统工程的龙头和中心环节；第四，综合采取其他各种手段和措施，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宣传教育，加大投入，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工作的管理和法制。
本文所谓“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主要在如下几种意义上使用：第一，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组成的综合体；第二，是指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形成的综合关系；第三，是指由人口、环境、资源这三方面工作所形成的系统工程；第四，是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或一体化控制），即对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全盘考虑和统筹安排；第四，是指人口学、环境学、资源学的综合，即指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既可以表示一种思想、一个观念、一门学问，又可以表示一个目标、一种实践、一项工程。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将上述几种意义的一体化概括为或简称为“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中的一体化，又称综合化，英文是integration（名词）。英文中的integral（形容词）、integration（名词）、integrate（动词）、integrative（形容词）等词，在不同的中文翻译中有“结合、综合、整体、整合、一体化”等不同译法。例如，“环境与发展的结合、综合、整合或一体化”、“人与环境的结合关系、综合关系或一体化关系”，到底哪种译法准确、流行，一时很难确定。
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3月8日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努力控制人口增长，合理利用资源，切实保护好环境，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他在1999年3月13日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处理好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的重要性，把这件事关中华民族生存的大事作为紧迫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人口、资源环境这三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领导，协调好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搞好这项系统工程.”[2]笔者认为，要做到“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统筹安排”、“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必须从思想上认清人口、环境、资源的内在关系，从理论上加强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从实践上完善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调控；唯有如此，才能协调好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搞好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系统工程，正确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回顾历史，人口、环境、资源三者关系的失控和失衡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失误；面对现实，“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展望未来，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研究和控制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课题。对于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共同发展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经验的总结
在人类社会初期，人类自身生产较慢，人类对自然的冲击较少，人与自然比较和谐。到公元元年时，世界人口约3亿，直到18世纪中叶才增至8亿，人口翻一番用了1500年，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要到公元3250年才能达到16亿。产业革命以来人类在改造自然、提高自己和发展经济方面建树了辉煌业绩，人口从1750年的8亿到1900年增加到17亿，即只用150年就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25亿到1987年的50亿，只用37年世界人口又翻了一番。估计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63亿。也就是说，在第一个1000年，世界人口稳定在3亿左右；而在第2个1000年，人口增加了60亿。一些国家由于对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关系处理不当，采用“高生育、高生产、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以超出环境资源承受力的方式进行人类自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不适当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人口膨胀、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先污染破坏后保护治理”的弯路。面对这三大问题，各国分别制定了人口政策、环境政策和资源政策及有关法律，建立了管理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利用的机构和队伍，形成人口控制工作、环境保护工作和资源管理工作这在大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是，初期的这三项工作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人口工作与环境资源工作相脱节，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二是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相脱节，即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相脱节。从总体上看，各国的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大都经历了“从分别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问题”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不少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分属几乎是互不相关的政府部门管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改善环境资源一直属于不同的行业或专业，他们大都尝过“人口、环境、资源工作三股道，开发、利用环境资源与保护、改善环境资源各自为政”的苦果。这两个致命的弱点使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据经济学家罗伯特？里佩托（RobertRepetto）计算，如果世界人口按目前每年16.7%的增长率继续递增，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挤满人，即使将南极用来安置人，它也只能为7年内增长的人口勉强给个站脚的地方；据罗马俱乐部1971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和一些环境资源学家的估计数字，如果世界按目前每年排放的废物和消耗的资源量的增长率继续下去，到2667年地球的陆地将堆满垃圾和废物、耗尽许多重要资源，人与废物、人与资源的矛盾将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面对严重的综合症，人们转而思考“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以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转机，人们开始认识人口、环境、资源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意义。这一次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申明：“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地给环境保护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为了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人类必须运用知识在同自然合作的情况下建设一个较好的环境。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土地、植物和动物，特别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有代表性的标本，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内罗毕宣言》（1982年5月纪念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十周年特别会议第13次会议通过）指出：“环境、发展、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特别在城市地区内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已为人们所广泛认识。只有采取一种综合的并在区域内做到统一的办法，强调这种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于环境无害和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即《我们共同的未来》[3]，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理论。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签署、通过了一揽子体现“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原则”观点的文件。其中被称为“地球宪章”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的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其中《21世纪议程》是一个全面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等活动的国际政策文件，它充分论述了人口、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4].例如该《议程》第5章强调，“查明人口过程、自然资源及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将人口、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的研究方案”，“将环境关注与人口问题结合起来”，“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应该将关于人口趋势和因素的行动与满足有关人口需要的资源管理活动及发展目标密切结合起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目前不少国家已经制定涉及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规划、行动方案甚至法律，人们开始从学科专业、计划管理和政策立法等方面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改善结合起来。
在处理人与环境资源的关系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改善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为了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环境资源，建立人与环境的良好秩序，各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和活动必须相互配合，必须打破原有的部门、行业、专业、学科界限，在人口、环境、资源领域实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学科的综合性行动。这种认识反映到政府政策、规划、管理和立法上，就是开始出现综合考虑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综合性较强的政策、规划、管理部门和法律。
（二）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既是以往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今后人口、环境、资源工作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环境大国和资源大国，也是一个存在人口膨胀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紧缺问题的国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而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并且这种深层次的“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振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中国在处理人口、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也曾走过一段弯路。在一个时期曾片面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宣扬违反自然规律的唯意志论、采取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个别地区甚至实行过“先污染、后治理”、滥砍滥垦滥捕、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发展经济的政策，结果使得一些地方造成“人越生越多越穷越垦（指盲目开发自然资源），地越垦越坏（指环境资源破坏）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有关部门和专家虽然也有过将人口、环境、资源工作联系起来，将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治理结合起来的想法，但国家并没有将其作为指导原则，也没有从国家计划、政策、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上将它们结合起来。面对接踵而至、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人们开始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分别制定了有关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政策和法律，但结果是防不胜防、治不断根、有小改而无大变。进一步实践和研究发现，原来这些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绞结在一团的综合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计划生育和国土环境资源工作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控制的重要性，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综合考虑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治理等问题。1981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关于开展国土整治工作的报告》（1981年8月），这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考虑环境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治理的相互关系，并将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部级政策文件。该报告尖锐指出，建国以来，由于在国土整治方面“缺乏统筹规划和统一管理，国土资源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的情况相当严重”，“资源的考察和开发、利用，多是由各部门分散进行，缺乏统一协调，既有重复劳动和空白，又对综合利用考虑不够”。该报告认为，“国土整治应当包括考察、开发、利用、治理、保护这些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的工作”。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后，国务院于1994年3月通过了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国21世纪议程》。该《议程》不仅强调“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通过法规约束、政策引导和调控，推进经济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5]，而且初步阐述了有关人口、环境、资源一体化的政策。例如，该《议程》的第1章指出：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人类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第1页）。第2章指出：中国将长期面临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和尖锐矛盾（第7页）；加强政府对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综合性决策、管理和监督（第6页）；制定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采取重大行动，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第7页）。第7章对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问题作了较多的论述，强调在规划和决策等各个方面充分考虑人口因素，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14章“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指出：“目前，中国在一些重要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资源管理体制上分散，缺乏协调一致的管理机制和机构”：“为了确保有限自然资源能够满足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要求，中国必须执行‘保护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问题重’的方和‘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政策，依靠科技进步挖掘资源潜力，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有效配置资源，坚持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节约型经济发展的道路。”[6]在《森林法》（1984年）、《矿产资源法》（1986年）、《土地管理法》（1986年）、《水法》（1988年）、《水土保持法》（1991年）等资源法律和《环境保护法》（1989年）、《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制定，1996年修改）等环境保护法律中，分别规定了将开发、发展、合理利用、增殖、保护、防治、改善、建设、管理等环境资源活动结合起来的目标或原则。
（三）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是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主要特点，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综合症”的实质是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
目前，许多国家对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问题的种种努力之所以收效不大，并且有进一步发展蔓延的趋势；人口危机、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这三个问题之所以多年来得不到有效控制和根本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口、环境、资源这三个貌自分离的问题，实质上已经发展成为人口、环境、资源“综合症问题”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成分。孤立地对待这三问题，看不到这三个问题的内在联系，看不到综合症，是无法解决当代人口、环境、资源问题的。对这种综合症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综合症”的成因和实质则是人口、环境、资源这三者关系的失调和失衡。例如，一些国家希望通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和途径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但人本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大特征是尽量满足人类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这就是尽量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生活，结果这种人口政策越实施，环境和资源危机就越严重。一些国家想控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日益增长的人口及提高生活标准的需要又要求增加生产、发展经济，而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需要又要求加大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和频率，结果又削弱了环境保护的努力。一些国家想充分发挥本国自然资源的优势，通过充分开发利用资源强国富民，满足人口数量和质量增加的需求，但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高频率开发，却加剧了本来就很严重的环境法律和生态破坏问题。
二、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
经过许多人的长期研究，目前已经初步形成有关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这就是对人口、环境、资源这一综合体进行调控的理论，即有关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相应的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方面看，对人口、环境、资源进行一体化调控的理论，已成为推动当代人口、环境、资源工作向着更加科学、综合、完整的体系发展的理论指南和动力。
（一）人口、环境、资源的一体化理论的内容
论文摘要：本文对研究劳动关系环境因素的理论意义，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理论系统语境中的环境因素和21世纪全球化与劳动关系环境的变迁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劳动关系系统是社会关系系统中的子系统，环境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劳动关系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因此应将它纳入劳动关系研究范畴。而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学界对环境因素已有广泛研究，可资借鉴。21世纪，全球化导致组织对环境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因此，组织必须正视环境存在，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地调整劳动关系，才能获得和谐稳定的发展。论文关键词：劳动关系系统环境因素环境变迁一、研究劳动关系环境因素的意义劳动关系的环境，主要是指能够对劳动关系系统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有其生存的环境条件。劳动关系同样如此，它的存在和发展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劳动关系研究应当将这种环境因素纳入进来，对其环境条件加以明确，这样有助于劳动关系系统与环境的互动平衡，实现劳动关系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劳动关系是维系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进一步说，劳动关系是指生产关系中直接与劳动有关的那部分社会关系，具体是指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所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从微观上讲，劳动关系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分配的各个环节；从宏观上看，它是现代社会中最主要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劳动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对劳动关系相当重视，它们以各种方式，程度不同地介入劳动关系事务，从而使劳动关系问题超出了劳方与资方的范围。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社会关系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各个子系统所组成的要达到一定目标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不仅要不断地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流，还要不断地调整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维持整个系统的稳定和正常运转。劳动关系是构成社会关系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因此它同样会受到社会关系外部因素的影响；此外作为一个子系统，它还要与社会关系其他的子系统发生关系，受到社会关系内部因素的影响。因此，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可以将劳动关系的环境划分为外部环境(externalenvironment)和内部环境（internalenvironment）两种。许多相关环境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劳动关系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劳动关系和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劳动关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分别包括很多具体内容。就外部环境而言，一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技术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因素都会对劳动关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内部环境中，组织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人员状况、生命周期、管理方式、规章制度、工会、非正式组织、组织文化以及组织变革等都是影响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劳动关系的外部环境因素，是组织不可控制因素或者间接可控制因素。而劳动关系的内部环境因素，则属于组织的直接可控制因素。劳动关系的外部环境是指在系统之外能够对劳动关系运行的过程和结果（ProcessandOutcomes）产生影响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对劳动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外部环境因素从系统外施加影响，而在系统内发挥作用。每种因素，单个地或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乃至内外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都会使劳动关系系统的运作变得更为复杂。因此，研究劳动关系，要将它置放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之中加以考察，才有可能得到有意义的结果。同时，对外部环境的全面分析，有利于劳动关系系统分析的准确定位，从而有利于把握和揭示劳动关系系统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二、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系统语境中的环境因素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体制下，现代劳动关系又被称为“劳资关系”、“劳工关系”、“雇佣关系”、“员工关系”、“产业关系”、“劳使关系”等。现代西方劳动关系理论开始和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韦伯夫妇（S.＆B.Webb）和康芒斯（J.R.Commons）之后，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劳动关系问题。到40年代中期，劳动关系的概念、方法和理论渐趋成熟。到了50年代末，形成了较完整的劳动关系理论体系。最初综合劳动关系理论的学者是邓洛普（J.T.Dunlop），他在《产业关系系统》（IndustrialRelationsSystems，1958）一书中构建了较完整的劳动关系的分析框架。在《产业关系系统》一书中，邓洛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框架，用来解释影响产业关系系统的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邓洛普的这个分析框架最终可以应用到任何国家的任何产业中去。邓洛普认为，劳动关系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由行为主体、环境、意识形态、规则四个部分构成。劳动关系系统的环境（contexts）大致分三类，环境规定（影响或限制）系统内主体的互动。一种是工作场所和工作团体的技术条件（thetechn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theworkplaceandworkcommunity），另一种是市场或预算的制约（themarketorbudgetaryconstrains），还有一种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权利关系和地位（thelocusanddistributionofpowerinthelargersociety）。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主体的一组思想和信念，它往往很多程度上影响系统的运作。广义的意识形态也指劳动关系的文化性特质（culturalcontext，邓洛普有时也把它理解为第四个环境），即传统价值观、宗教戒律、家族制度、人种、语言教育制度、生活习惯、商业习惯、法律制度、劳动态度等，这些因素成为左右某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制约条件。到80年代中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汉（T.A.kochan）、卡茨（H.C.Katz）、麦卡锡（R.B.Mckersie）提出了“战略选择模型”（StrategicChoiceModel）从而使劳动关系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86年，科汉、卡茨和麦卡锡在他们合著的《美国劳动关系的转变》（TransformationofAmericanIndustrialRelations,1986）一书中，提出了“战略选择”理论，并以此来分析美国劳动关系变化的特点。他们更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与劳动关系行为主体对环境变化的对应，在劳动关系模型中追加了“战略选择”这一动态要素，并指出劳动关系的变化是环境压力与组织对应战略的产物，劳动者、经营者以及政府等劳动关系行为主体的选择和判断对劳动关系系统的方向和结构有很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战略选择”理论是对邓洛普的劳动关系系统理论的拓展和延伸。“战略选择”理论提出的外部环境（externalenvironment）因素包括：劳动市场、劳动力的特性及价值、产品市场、技术、公共政策等。在邓洛普之后，受邓洛普理论框架的启示，美国学者桑德沃在1987年提出了自己劳动关系分析的理论模型。桑德沃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其出版的《劳动关系：过程与结果》（LaborRelations：ProcessandOutcomes,1987）一书中。桑德沃理论模型的基本特点是，它是建立在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基础之上的；同时，它也是一个多因素的理论分析模型，它将决定劳动关系变化和特征的多种因素都包含在内。桑德沃理论模型还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分析和阐述了劳动关系的一些具体影响因素以及劳动关系运作中紧张冲突的解决及其后果。在《劳动关系：过程与结果》一书中，桑德沃不仅构建了劳动关系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而且还对影响劳动关系及其管理运作的各项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工作场所以外的对工作场所劳动关系及其管理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桑德沃归纳的环境因素有经济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和法律因素、思想意识因素。上述经济、技术、政治和法律以及思想意识因素等环境因素是指影响劳动关系及其管理的外部环境。桑德沃在分析了这些外部因素之后，还归纳了形成某种特定的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及其管理模式的内部环境因素，包括工作场所因素和个人因素。（2）工作场所因素。工作场所因素主要包括：工作场所的技术、预算和市场力量、工作场所的管理、所有制和企业的思想。（3）个人因素。桑德沃归纳的影响劳动关系及其管理的个人变量主要有：经济、安全和保障需求；社会化、交往和权力需求；公平和平等需求；价值观和信仰。三、全球化与21世纪劳动关系环境的变迁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最近20年，因交通资讯业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的社会与经济、文化结构都有非常大的变迁，这些变迁的速度与幅度比过去数百年来所累积的变化还要快、还要大。造成社会与经济结构巨大变化的几个主要趋势是：1、国际化、自由化与全球化。二次大战后，交通与资讯业，特别是资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发展，使交通成本大幅度下降，速度大幅度提升，过去不能移动的生产资源（如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现在都可以快速地、低廉地在全球各地自由流通。如此造成了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形成生产的国际分工。对各国的企业而言，他们发现了自己必须要在国际市场上作激烈的竞争才能生存。2、中产阶级的兴起与产品需求的多元化。二次大战后，全球各国都在努力从事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成功，为全球带来了大批的中产阶级，他们所需要的不再是满足基本生存条件的衣食住行，而是多样化的衣食住行。因此，给企业带来新的压力，他们必须要生产多样化、特殊化的产品，以满足中产阶级各种不同的特殊需求才能生存。3、IC科技的发展，使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整合的趋势。制造业不再以能达成低单位成本为竞争优势的来源，而是像服务业一样追求顾客的满意，应顾客的要求而生产。服务业因为ICT与新材料的发展，使他们在过去生产与消费不可分割的情况改变。ICT的发展也使有形产品的重要性下降，而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大幅度地上升，如企业顾问、工程顾问，与投资顾问的服务，以及新知识的传播结束无形的产品，但价值非常昂贵。4、法律的松绑。为了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各国开始修改现行法律，尽量松绑以提升企业管理上的弹性与应变能力。5、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提升了人民的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这些高教育、高收入的中产阶级，要求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带来产业民主化，因此一定会引起企业的管理、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管理发生重大的改变。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显示，产业关系（IndustrialRelations）是受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制约的。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欧洲，产业关系的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欧洲，雇主和管理者为了追求竞争优势，表现出了很强烈的改变产业关系模式的决心和行动。雇主越来越多地行使他们在关键性商业决策上的特权，增强管理的合法性。工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在走下坡路。工会被迫处于“防守撤退状态”。工会在集体谈判中也处于防守状态（BaglioliandCrouch,1991）。从20世纪80年代起，北美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也出现了所谓产业关系的转变（Kochandtal.,1986）。在政治上和社会氛围上，在美国已经形成了工会运动衰弱化的趋势，美国的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在一种无工会环境中经营，这种发展战略被称为“工会替代战略”。这种战略包括将产业转移到工会运动比较薄弱的乡村中（如南部的肯塔基州）。这些产业关系的基本面发生的变化使产业关系系统的两大角色——雇主和劳动者的行为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台湾学者黄越钦教授把21世纪劳动关系与劳动法的发展趋势，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1，扬弃意识形态枷锁，进入环境本位的新时代。21世纪劳资关系的主要特质，正随着全球意识形态的退潮，而逐步浮现。首先，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被认为是劳资间互动基础的阶段“斗争”正逐渐消失，以“合作”为本质的劳资关系体制则逐渐形成。展望21世纪，劳动问题的核心正由过往的工资斗争，于“环境本位”的新时代中，转趋务实。不论是理论或实际，劳资政各方合作共同提升工作环境的品质，落实工作环境权，可断言将成为21世纪劳资关系体制的主轴。2，未来之劳动关系将以社会安全体系为基础。从劳资关系法制化的角度观察，21世纪劳资关系发展的基础，必然以建立完整的社会安全网为前提。二次大战后，解决劳动问题的主要手段，逐渐超出单纯劳动法的范畴，借由社会法所建立之社会安全网共同完成。3，经贸全球化强烈冲击劳动市场。在全球化的时代环境中，不但国际之间贸易竞争激烈，国内市场也将向世界开放，而完全暴露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过去以国内为基础的各国劳资关系体制将遭到严重的挑战。一方面是企业在劳动市场竞争中，跨国经营的多国籍企业与本国大企业比较利益的结果，很容易移往海外劳动成本较低的地区，而造成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4，资讯化造成结构性的影响。资讯化的推进，未来将深刻地影响目前劳资关系的组成与结构，不但工会的组织动员方式、劳资关系的游戏规则不断推陈出新，甚至于在雇主与劳工的个别关系，亦即劳动契约制度上，根本的转变已然形成，对于21世纪整体劳资关系体制将产生重大影响。[12]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特别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交往日趋频繁，社会联系日益增加，在全球范围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诸种因素紧密相关，形成有机整体。这就必然导致环境变化空前加快，组织对环境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因此，组织必须正视环境存在，适应环境变化，不断地调整劳动关系，才能获得和谐稳定的发展。注释：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68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71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当代中国的劳动问题.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521~522组织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可参阅：张德主编.组织行为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5常凯.劳权论——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69参阅黑启明.劳动关系研究十大基本范畴的科学界定.理论与现代化.2004,6:73~75吴国存,李新建主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217JohnT.Dunlop.IndustrialRelationsSystems(1958).RevisedEditi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3.48ThomasA.Kochan,HarryC.KatzandRobertB.Mckersie.TheTransformationofAmericanIndustrialRelations(1986).2nded.ILRPress.1994.14参见吴国存,李新建主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概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219~220[台]李汉雄.人力资源策略管理.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301~302M.H.Sandver.LaborRelations:ProcessandOutcomes.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26~34参见郭庆松.企业劳动关系.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郭庆松.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56~60J.Rifkin.TheEndofWork:TheDeclineoftheGlobalLaborForceandtheDawnofthePost-MarketEra.NewYork.G.P.Putman’sSons.1995参见[台]李诚主编.人力资源管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1~3谢晋宇，吴国存，李新建.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创新.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428[12]黄越钦.劳动法新论•自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2主要参考文献：1、John.T.Dunlop.IndustrialRelationsSystem(1958).revisededition.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19932、Kochan,T.A.,Katz,H.C.,andMckersie,R.B..TheTransformationofAmericanIndustrialRelations(1986).2nded.ILRPress,19943、M.H.Sandver.LaborRelations:ProcessandOutcomes.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4、DanielQuinnMills.Labor-ManagementRelations.5thed.McGraw-Hill,Inc.19945、BillTaylor,ChangKai,LiQi.IndustrialRelationsinChina.EdwardElgarPublishing,Inc.2003
作为一名高中化学教师，笔者认为高中阶段的教育是开展全程性环境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高中生正处于世界观与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环保意识一旦形成，对其一生的社会行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无疑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化学因素是造成全球环境危机的因素之一，所以化学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化学教育在培养学生环境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
高中化学新教材的环境教育功能
对学生进行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高中化学新教材有着丰富的环境教育内容。在新的教材体系中把化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资源与环境、化学工业、化学实验、社会调查等内容都与环境教育密不可分，尤其是绿色化学更是与环境教育的完美的统一。学生通过学习化学，可以掌握解决环境问题必不可少的知识。
对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技能的教育了解现代化学肩负的使命，具有为解决化学问题进行专题信息收集、加工和输出的能力。学会通过独立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来提高学习和实践活动的效率，培养尊重他人的品质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其中的探究过程和研究方法就是探索环境问题的过程和方法。
高中化学新教材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课堂是环境教育的主阵地。在化学教学中，教师要结合教学目标和任务、学生实际，构建学习、思维、练习为一体的课堂教学模式，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机联系现实生活，加强环境教育，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增强学生对环境科学的认识和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
认真分析化学教材，挖掘渗透环境教育的结合点高中化学新教材体系中把化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资源与环境、化学工业、化学实验、社会调查等内容都与环境教育密不可分。尤其是绿色化学更是与环境教育完美的统一。这就要求教师吃透教材、深入挖掘教材中环境教育因素，联系现实生活，并针对学生的知识水平，选择好化学教学与环境教育的最佳结合点，补充、筛选渗透的内容，形成系统的环境教育内容，及时捕捉契机，完成环境教育的渗透。
教师可以从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如酸雨、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方面的内容对学生渗透环境教育。培养学生初步形成科学的环境观、资源观，使学生深深懂得人类生存离不开环境，人类不断扩大对环境资源的利用的同时，正在不断地使环境质量下降，环境污染已扩大到全球范围，并且威胁到人类的正常生存。
也可从有关水质分类、水资源的分布、室内空气污染、能源危机、白色污染等当今我国和世界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进行渗透。让学生了解当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增强对环境的忧患意识，树立保护环境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结合化学实验教学，渗透环保知识教育化学实验教学包含形象、直观的环境教育。在教学中配合环境教育的实验，多以环境样品为分析对象，提高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性和认识。在实验设计中要符合环境要求，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实验要加以改进，对实验中产生的废弃物要加以处理，对试剂的选用要符合绿色化学的要求。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如：无机化学中的有毒气体的制备、涉及有毒药品的实验及实验后各种残余物的处理；有机化学中各种有机溶剂的取用、与醛类、酚类物质有关的实验等。这些内容都是对学生进行防止污染，增强环保意识的良好资源。
编写环境情景类化学习题，使学生在解题中加以强化环境意识习题也是化学教学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教师可以在习题设置方面有目的的增加与环境有关的习题。通过定量的计算加深对环境污染情况的认识。如讲到“烟道气中硫的综合利用”时可设计下面的题目。
1995年我国SO2的排放量达到2.341×108吨。假设此SO2都转化为酸雨中的硫酸，按年平均降水量600mm计算，我国陆地面积按960万平方公里计算，平均每次降雨的pH是多少？如将此SO2完全转化为CaSO4，可生产石膏多少万吨？如将此SO2全部转化为NH4HSO3，可得NH4HSO3多少万吨？试从反应原理角度设计实验来吸收烟气中的SO2以得到上述两种产物。通过交流并参照课本中的脱硫原理，从环保角度看，哪种处理方法更好？你怎样看待硫的“功”与“过”？
学生通过对题目的解答，在对抽象的酸雨有了定量的感性认识的同时，也对进行二氧化硫处理带来的好处，污染物处理的合理方法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了深刻的认识。
开设“生活中的化学”拓展课，深化学生的环境化学知识根据化学基础型教材内容，开展拓展型校本课程，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如：学习能量变化时，可引导学生去探究有关能源的问题，分析各种能源的利弊及其发展前景；学习酸雨时，可引导学生去查阅酸雨的危害及其防治。通过这样的拓展，学生会认识到环境污染的治理是离不开化学知识的，有利于培养学生对化学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正确认识化学与生活改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和自然生态保护的关系。形成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责任感，树立可持续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密切联系社会生产和生活实际，开展环境化学研究性学习，组织学生阅读相关资料，进行社会调查、专题讨论，认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学生直接参与环境问题的分析必定获益匪浅。如：可引导学生参与对废旧电池的污染情况、回收情况、市民对回收废旧电池的积极性等方面进行社会调查；可组织学生对周边水域的水污染情况进行监测；降雨的pH进行测量，监测本地酸雨的发生情况；调查周边农田施肥及其流失情况，分析田边水塘水质污染情况。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不仅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而且巩固和应用已学的化学知识、激发学习化学的兴趣、增强环保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实践带来的一点思考
1）化学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是化学知识与技能，环境教育的内容仅是渗透而已。因此，在教学中切忌将化学课变为环境教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