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民增收；收入构成；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9-0031-02
引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农民，而农民问题的关键在农民增收。农民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稳定，更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购买力，挖掘出其消费潜力，大力开拓农村市场是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农民增收问题已是关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民收入构成分析
研究表明，农民消费倾向是高于城镇居民的，农民收入的增长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内需。由此，必须弄清农村居民的收入构成情况，找出农民增收缓慢的原因。
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来源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三类。
根据表1的数据分析得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十年共增长8.6%；家庭经营纯收入虽是农民纯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其比重已逐年在下降，10年共下降13.9%，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在逐年上升，由于所占比例较小，可暂不考虑作为农民增收的路径。从表1中看出家庭经营纯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处于第一位的，为了更好地揭示工资性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分析农民纯收入总量的增量及构成（见下页表2）。
下页表2的数据表明，农民纯收入总量基本上是逐年上升，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在农民纯收入总增量的构成中，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量比重很不稳定，有增加有减少，增加的幅度不大；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增量的比重较小且不稳定；与前两者相比，工资性收入增量所占比重2002―2011年逐年上升（只是2009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工资性收入增长有力地保证了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
二、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1.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问题都是一个难题，制约农民增收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原因有很多，从客观原因看，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难以顺利实施；从主观原因看，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低。
世界各国促进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经验就是减少农民人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无法引导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民在向城市的转移中受到诸多阻扰，即使进入城市，也因为这种体制结构的原因受到歧视，干着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脏、累、待遇低”的工作。
农民受教育的水平与其就业的层次、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有很多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直接导致农村人口素质较低，其从业渠道往往也因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这些农民在外出务工时，所从事的多是体力劳动，且薪酬较低，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受到很大的制约。
2.农民增收的对策分析。要想让农民富裕，就必须先减少农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来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时，合理有序地推进小城镇化建设，实现农村城市化，以小城镇化建设来推动农村发展，增加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小城镇的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城镇建筑的建设上，关键是要让这些小城镇拥有自己的支柱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尽可能多的劳动力，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实行城乡统筹，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使农民能够顺利进城务工，减少依附土地的农民数量。农民的减少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只有建立在高素质劳动力基础上的农业才能发展，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民数量必须减少，而质量也必须提升，否则无法促进农业的真正发展，也无法实现农民的长效增收，更无法带动经济增长。
农村教育在农民增收问题上处于基础性地位。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公平的教育保障制度，长期以来，教育跟户籍挂钩，使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教育问题上受到诸多的不公正待遇，处于教育的最底层，农村教育质量难以提升。同时，基层政府应重视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实用技术培训，增加农民继续教育的机会，拓展农民提升的空间，在乡镇村组开办职业培训机构和农业函授大学，组织岗位技能的培训，让农民掌握一定的技能，从实事上为农民服务，促进农民思想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提升，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综上所述，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必须全面打破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让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能否适应城市的发展，关键在于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是否已经与城市匹配，否则即使转移到城市也无法站稳脚跟，最终还是会返回农村，而农民增收也就成了一纸空谈。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增加农民收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市场消费需求有着重要的作用。增加农民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是带动经济更快发展的保障。而农民增收问题除了客观制度上的原因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农民自身条件的缺失所致。
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必须着手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促进广大农民的长效增收，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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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农民收入不确定性指农民收入受自然条件或市场环境等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预期之外的波动特性。从农民收入的组成结构来看,经营性收入依然是我国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总收入比例的60%左右。经营性收入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以下一些原因导致的:农业生产受一些如天气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导致农产品的产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长期的前期投入、一次性收获的种植方式,无疑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民的经营性收入主要以实物形式体现出来,而将这些实物兑换成现金又要面临市场中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取得与工作机会的获得、工资水平的高低、工资能否及时发放等均有密切的关系;农产品成本高企也影响农民收入,更为严重的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的泛滥也严重了影响农民进行生产的积极性。
2、农民收入的永久性。农民收入永久性是指收入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征,通过总收入中永久收入的比重来测算。农民虽然拥有土地使用权,没有失业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经营性收入更具永久性,因为这种永久性是与农民的劳动能力息息相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时由于大多数农民不重视身体的保养和疾病的及时治疗,这都会导致劳动能力的下降,同时也意味着收入能力的下降。虽然国家或子女能提供一定的转移收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两部分收入均比较低,大多数情况下生活依然要靠年轻时的积蓄,所以农民的收入不具备永久性。
3、农民收入的增值性。收入增值性是指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收入所表现出的增长能力和增长潜力的属性。收入增值性受收入来源、获取收入所依赖的资源、收入途径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经营性增值收入的来源在于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但在城乡二元制体系结构之下,农产品价格长期无法得到合理的提升。无奈之下,农民通常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到城镇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这种单纯依靠消耗体力获得的收入增值能力毕竟有限,并且由于农村金融体制不够丰富和完善,农民无法通过金融手段给自己的资产增值。
4、农民收入的保障性。由于城乡之间体制上存在差异,农民收入的保障性明显差于城镇居民,主要体现在教育和医疗这两方面。随着农民年龄的增长,医疗费用支出的不断增加,同时农民收入水平大多低下的现状,疾病给农民生活和健康带来的危害显得尤为明显。这种医疗费用的高止和收入水平低下之间的矛盾,成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增大开支的重要阻碍因素。
增加农民收入、拉动农民消费的对策
1、强化农民收入的确定性。农业生产过程中伴随着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但这种风险不是完全不可控的,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相应降低这些风险所带来的危害。首先,加大投资,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抗灾能力,与此同时,推广和普及农业科技,使之为增产增收带来帮助,形成科研与生产的有机互动;其次,建立农业生产风险基金、价格调节基金和农产品的储备制度,尽力避免农产品价格随产量增减而大幅波动,从而保证农民持久性收入的不断增加,同时刺激了农民的消费能力;最后,解决好进城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的问题,切实保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和用人单位要保证农民工培训制度的落实,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为农村的消费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2、增强农民收入的永久性。由于农民收入体系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政府有义务帮助农民拓宽和扩大收入的渠道。可以采取以下的具体措施:第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使之加大向农业和农民倾斜的力度,加大各级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力度,将农村公益事业、农村公共设施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财政支出范围;第二,改革农民补贴方式,实施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利用效率和使用效果;第三,增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加大农村中非农行业的资金投入,提高从事非农行业农民群体所占的比例,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
3、构建农产品收购--加工—销售综合运营体系。农产品收购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扩大买方市场,同时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抑制农产品价格下滑,保证农民持续稳定地增收。当前大部分农民的经营方式以个体经营形式为主,生产规模普遍偏小,抵抗市场风险能力较差,在农产品销售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无法有效拓展市场空间。因此,政府组建农产品供销公司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十分迫切且很有必要。农产品供销公司在形式上虽然与早期的农村供销合作社相类似,但本质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农产品供销公司应在当地政府的扶持和监管之下,始终如一地坚持不以盈利为经营目标,即使勉强保本甚至亏本经营都是允许的,其中亏损这一部分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拨款予以补贴解决。供销公司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首先是以市场价或略高于市场价收购农副产品;其次是组织人力、物力,提高营销能力,将当地的农业土特产和地方名优农产品向外地市场推广,帮助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最后,粮食部门维持原来的职责不变,但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应提高粮食部门的补贴,使它们高价收购农民的粮食,再以平价售出。
4、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居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分化为三种类型:纯农民、农民工和失业农民。因此,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制订和完善,应首先充分考虑到当前农村居民的特点,当前农村最突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教育、医疗保险、五保户供养、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当今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到城市打工,此外,随着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民失地现象也日趋严重。所以农村更迫切地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大量的资金。然而当前政府的经济政策依然还是偏向于加大投资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方面支出相对较少。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支出仍然是农村家庭摆脱不了的沉重负担,这就势必导致农村家庭在开支方面精打细算,总是延续传统的储蓄观念以应对不时之需,从而抑制了消费开支。因此,当前应加紧制订和健全各项农村保障制度,并在法律层次上提出明确的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民的各项合法利益确定下来,从最根本上解决农民的保障问题,使之无后顾之忧。
目前，杭州市尚有年人均2500元以下的低收人农户5.62万户，从抽样调查427户1212人的低收人农户情况看，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0一1000元的204户，占47.8%，l(X)0一2000元的140户，占32.8%，2000一2500元的83户，占一9.4%。诚然，大多数低收人农户是由老弱病残所所致，但也有部分农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在抽样的低收人农户中，有一定产业和生产能力的有103户，占24.1%;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39户，占总数的9.1%，这说明通过产业开发扶贫有一定的潜力。
2从事农业产业农户低收入原因及需求分析
2.1低收入原因
2.1.1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土地产出率低一是自然资源条件差。如土地资源短缺，土壤贫痔，人均耕地面积少;交通不便，地处偏远，居住分散;水源不足。二是特色产业水平低。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整体效益低;农产品品牌效应不明显。三是农业基础设施弱。如小型农田水利和耕地排灌设施长年失修，林地、园地的道路和蓄水池建设滞后。
2.1.2农业企业发展缓慢，龙头带动能力弱一是农产品销售困难，效益低。二是病弱劳动力就业困难。
2.1.3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产品比较效益低随着人民币升值和输人性通胀的加速，农业生产资料和工本费不断增加，多数农产品涨价幅度远小于生产资料和工本的涨幅，有的农产品价格甚至出现结构性和阶段性下降，农产品“新的剪刀差”正在不断扩大。
2.1.4本身综合素质较低，自我创业能力差据对382户低收人农户的问卷调查，这些农户中20岁以下的占18.7%，21一60岁的占48.3%，60岁以上的占犯%，21~60岁的农民中一半以上为病残者;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占8.6%，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2.9%，小学及文盲的占68.5%。因此，低收人农户家庭中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文化素质低、年龄结构老化，思想观念陈旧，吸收新事物新技术的能力弱。
2.2低收入农户需求分析
2.2.1低收入农户对产业发展服务的需求由于自身生产创业能力较弱，低收人农户迫切需要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得到各类服务性帮助。从382份问卷调查的情况看，90.3%的农户要求植保、农机统一服务;89%的农户要求技术信息培训指导的服务;89.5%的农户要求农产品销售的服务;72%的农户要求农资与种子种苗供应的服务;64.1%的农户要求结构调整与品牌整合提升的服务;20.9%的农户要求保险与小额贷款担保的服务;50.5%的农户要求本地就业指导的服务等。
2.2.2低收入农户对产业政策的需求低收人农户产业开发能力较弱，加上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因此对产业政策扶持的需求特别强烈。据调查，92.1%的农户要求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扶持;90.3%的农户要求在农业社会化统一服务进行扶持;79.8%的农户要求在良种与生产资料补助上进行扶持;53.9%的农户要求在产品收购和劳动力吸纳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扶持上进行扶持;39.8%的农户要求在农业政策性保险费用减免上进行扶持;25.7%的农户要求在小额贷款贴息上进行扶持;24.9%的农户要求在如农家乐、农产品经营等其他内容上进行扶持。
3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对策建议
调查分析表明，低收人农户是农民这一弱势群体中的更弱者，与一般农户相比，自身能力更弱，同样的外部因素对其收人的影响程度更大，因此，在帮扶方法上，应更特殊、更专一、更直接、更具体。一是对占低收人农户25%左右有一定生产能力的农户进行面上产业帮扶;二是对少数有一定扩大再生产能力的低收人农户，采取农业科技人员一对一结对帮扶;三是对占总数10%左右的因丧失劳动力或失地而没有生产能力低收人农户，则纳人社会保障救助体系。
3.1提升产业，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
调查发现，杭州市低收人农户相对集中的镇、村多分布在山区、半山区，要充分利用当地适宜的山地、气候、环境资源和产业基础，结合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建设，依托市场，培育和提升特色农业产业。
3.1.1开发适合本地发展的新型产业以镇或村为单位开展可利用土地、市场需求、低收人农民的意愿等调查，制定特色农业的开发规划，新发展和扩大发展的产业，要充分体现对低收人农户的适应性和市场前景稳定性，可以是一村一品，也可以是一村二品或三品，以增加发展的可行性和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在蚕桑西进范围的淳安、临安、桐庐、建德等县市，可利用桑枝生产食用菌，变废为宝，拉长产业链，增加效益;淳安、临安、桐庐等山区可发展山核桃、中药材、山羊、土鸡等，也可发展茶叶、毛竹;水稻区可发展稻田渔业、冬季蔬菜等，这些产业内容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低收人农户较适应，使他们能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增加收人。
3.1.2提升有发展潜力的现有产业对当地有发展潜力的现有产业，特别是有一定产业基础、传统习惯和特色知名度的产业，要针对其中瓶颈问题提出提升的对策。重点是要解决一家一户做不到、办不了的问题。一是要改善地力和农业基础设施条件。通过中低产田改造和“沃土工程”提高土地质量，完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山地重点修建运输与机耕道路、蓄水池与节水灌溉系统;平地重点修建沟渠等排灌系统。二是调整品种结构，实施种子种苗工程。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体系，重点选育推广适合本地发展的优质高产品种，加快品种更新换代。三是整合和提升农业品牌。着力整合多、散、小的农产品品牌，强化以标准育品牌，以质量创名牌，以名牌争市场的意识，增加品牌附加值，提升整体效益。四是加快关键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如蚕桑方格簇技术、山地蔬菜节水灌溉技术等，提高土地产出率。政策建议:设立专项资金，对低收人农户新发展种养业的种苗(畜禽、渔)实行全额补贴，现有的支农产业政策优先向特色产业明显的欠发达乡镇和低收人农户集中村倾斜。
3.2培育龙头，带动农民增收
依托当地特色产业，以带动当地农业和农民为目标，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解决或缓冲农产品销售难和农户尤其是低收人农户本地就业难的问题，带动低收人农户增收。
3.2.1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对低收人农户增收的贡献，关键是要完善农产品加工企业带动农户的组织制度和利益联结机制，形成较强的带动力。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和意愿，采用合同契约或股份合作章程等，明确规范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农户+中介或合作组织(协会、合作社)+企业”模式，确保“双赢”。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既要做大做强优势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业，更要注重扶持发展能吸纳本地劳动力和收购当地农产品，成长型性能好的中小加工企业。
3.2.2促进农产品流通业为使低收入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在家门口就能卖个好价钱，重点要培育三类流通载体。一是建立农产品产地交易市场或物流中心，提升特色农产品品牌，降低销售成本;二是培育农产品中介组织(包括农产品经纪组织和农产品流通专业合作社)，协调和保障农户与各地客商的关系，形成良好的农产品流通长效机制;三是壮大农产品返销队伍。
3.2.3拓展农业生产功能鉴于低收人农户集中在山区半山区这一特点，要充分依托山水林地的生态优势和当地各类集聚度高的产业基地、特色农产品，发展休闲观光农业，拓展农业功能，实现农业一产向农业三产的跨越，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民就业率。
政策建议:对与低收人农户建立紧密关系，帮助低收人农户销售农产品和吸纳低收人农户就业的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中介组织、种养大户，在项目扶持上给予优先考虑和提高奖励比例。制定出台培育农产品经纪组织的专门扶持政策。对开办农家乐的低收人农户或吸纳低收人农户就业的农业休闲观光业业主，在设施设备和税收上给予一定的补助和优惠。
3.3深化服务，帮助低收入农户增收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容易产生“分散经营”、“粗放管理”、“投人缺位”等不足。这些问题在低收人农户中表现尤甚，社会化服务是解决和缓解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3.3.1依托政府部门组织开展公益性社会化服务以区(县)、镇(乡)农技人员为主体，对低收人农户开展一对一的帮扶。
一是技术指导与培训。为低收人农户产业发展提供全程的技术培训、信息咨询、法律指导的帮助。做到:优质良种到家、种养技术到家、新型农机到家、农民信箱到家和绿剑护农到家，使每户低收人农户中有一个致富明白人，有一条致富路，掌握1一2门致富技能。
二是农业政策性保险。开发农村小额保险产品，低收人农户对动物疫病防控、重大病虫害防治、旱涝雪台风等自然灾害要求保险的，有意向发展畜牧业、养蚕、种竹、大棚蔬菜等要求保险的，要对他们提供农业政策性保险有关信息，帮助办理有关申请和理赔手续。
三是小额贷款信用担保。资金缺乏和贷款难是有产业发展愿望的低收入农户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要鼓励各类农村专业经济组织成立农业专业担保机构，采取吸收会员资金设立担保基金的方式，为低收人农户提供贷款担保。进一步降低贷款门槛，小额贷款额度以3万元至ro万元为妥，可以考虑3款保费低、保障适度、简捷易懂的“定额式”小额贷款险种，即保费100元、150元、200元，保额为3万元、5万元、7万元。其方式，通过建立农户联保小组(一般5户以上)，利用农户联保贷款的方式给予信贷。
3.3.2依托各类经济组织开展合作与经营性的统一服务针对低收人农户缺乏劳动力、综合素质较低的现状，积极培育村级服务队、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县级农业行业协会等服务组织，开展以作物统(代)防统(代)治，农机统一(代)耕种、收获为重点的服务。培育农村经纪组织、农业租赁经营服务公司，开展农机租赁维修、农业生产资料(含种子种苗)统一供应、农产品统一销售为重点的经营。
政策建议:一是加大对现有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扶持力度。对以低收人农户为主要对象，开展植保统(代)防统(代)治和农机统(代)耕、种、收服务的，在立项目时应给予优先考虑和政策倾斜。二是低收人农户参加农业政策性保险的免除全部保费。三是降低低收人农户申请小额贷款的门槛，免除担保费并给予贴息的优惠政策。
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购买力水平，是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正视城乡收入差距态势，并关注其对全局的影响，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本文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农民收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劳务和压力的总和。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是党的农村政策能够顺利贯彻执行的最关键因素。实践证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增收而努力，才能为农村小康打下基础，才能实现农村稳定，才能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才能赢得农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同时，农民收入能否增加，也是农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否密切，社会治安状况是否良好的关键。
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必须扩大市场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市场有效需求要扩大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扩大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启动广阔的农村市场是促进我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强劲动力源。开拓农村市场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来释放农村市场的巨大潜力。因此，增加农民收入对于当前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收入增加缓慢已严重影响了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两大基本目标，从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看应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当前，农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供给全面短缺的状况已基本结束，农民收入目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自从1985年改革重点转移到城市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不断增加的同时，农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却逐步放缓，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失调，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滞后、农民负担过重、农村贫困等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各个方面关注的焦点。
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直接影响农村小康建设的进程，追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农村经济发展的两个目的，其一是增加农副产品的有效供给，其二是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收入预期不好，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因此，实现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必须使农民收入能够稳定增长。我国对农产品供给目标历来都很重视，而对农民收入目标则重视不够。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推广，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来之不易的供求平衡局面就会发生逆转；农民购买力不提高，扩大内需的方针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农民的投入和积累能力不强，我国农业就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农业和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形势就难以保持。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二、农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了2000年的2253元，接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增长7.43%，收入水平总体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分阶段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阶段性递减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年－1988年4.9%；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仅1.9%；1992年－2000年为4.6%。特别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连续四年下降，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2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拉大态势。1983－1990年，二者收入比由1980年的2.5∶1缩小为2.2∶1，最高为2.29∶1，最低为1.84∶1，此为缩小阶段。1991－1995年，差距明显高于前一阶段，除1991年为2.4∶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其中1993、1994年分别高达2.80∶1、2.86∶1，此为迅速扩大阶段。1996－1999年，差距比前一阶段有所缩小，但除一个年份略低于2.5∶1之外，其余年份均在2.5∶1以上，明显高于80年代。
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税费以外的农民负担也显得过重。农民在交纳法定税费后，仍不能按自己意愿安排剩下的所得收入。尽管国家一再三令五申禁止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禁止搞不符合农民经济条件和意愿的"形象工程"、达标项目，但实际上有的地方法定以外的收费名目很多，其中不少项目数额还比较大。
农民收入中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较为严重。从地区差距上看，全国一半以上的低收入农村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农民收入多于中部，中部地区农户收入多于西部，差距呈扩大趋势，据农村住户调查，按经济地带分，1980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0.82∶0.79，1985年为1∶0.84∶0.69，1999年为1∶0.68∶0.51。1980年东部与西部农民人均收入比为1∶0.77，1985年为1∶0.67，1999年为1∶0.65。从收入分配状况看，总体的基尼系数1978年由0.2124上升至1999年的0.3361。如果从局部来看，基尼系数已突破0.4的警戒线。从城乡差距看，随着1985年后改革重心向城镇转移，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从农民的就业选择看，纯农业的收入低于非农业户和兼业农户，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普遍不高，这部分农户基本上是中低收入户。
农民收入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平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前提下，低收入人口比重相当大。据农业部统计，以村为单位，1999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8326.7万人，占农村人口的9.4%。这些数据说明，目前农村有所1／3人口的月收入在125元以下，其中约有1.2亿人口月收入不足或只有100元。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67000农户的抽样调查看，1999年，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占13%，1000－1300元的占10.8%，1300－1500元以下的占8.1%。三部分合计占被调查户的31.9%，其中年收入不足或只有1300元的比例为23.8%。
加入WTO后，在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冲击下，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将会进一步下降，如此不利的价格形势，将会使农民收入增长雪上加霜。农民即使年年丰产，也难实现收入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没有粮受穷，有了粮也受穷。""有粮卖不出去，卖出去也得不到钱，也卖不出好价钱"的现象将会不断上演，这说明农民增收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民收入下降或相对下降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关系到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农民收入增长持续走低，抑制了农村消费，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仍至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问题。
三、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制约因素
农民负担过重使农民经济行为能力降低，对收入预期下降，从而导致产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农民负担过重，对农民收入目标的实现产生了消极影响：首先是严重侵犯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影响了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根本上挫伤了广大农民从事农村经济活动的主动性、创造性。其次是极大削弱了农民的积累能力，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还是靠农民自身的投入来实现的，农民负担过重会使农户家庭的生产性积累大大减少，导致农民无力进行农业再生产投资，农业发展资金日趋匮乏。最后，农民负担过重使农民收入预期悲观，各项经济政策的执行受到影响，以上这些，都削弱了农业持续稳定的发展，也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到制约，使农民收入遭受严峻挑战。
（一）农民收入结构方面的因素
当前农民人均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收入较以前增多了，但无论怎么增加，增加多少，农民收入的构成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种植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获得的农业收入，二是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外出打工得到的劳动报酬收入以及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我们称为非农业收入。近几十年来，这两部分的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已不断上升，从1985年的18.4%上升到1999年28.52%，增加了十个百分点。而同期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收入比重分别从48.15%和11.16%下降到39.91%和7.14%。这表明当前农民收入的很重要的增长部分主要靠非农业，而不是种地，这是事实，也预示着今后农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方向。然而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主要在于非农业就业机会的减少，以前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渠道的乡镇企业，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迁、企业经营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乡镇企业破产到闭日益增多，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劳务收入的增长速度在逐渐减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民负担过重，造成农民实际收入减少，目前有的地方的农民负担占到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0%以上，大大超过了国家明文规定的不得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的标准。乡镇政府增加农民负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巧立名目，欺上瞒下，多收多征。二是肆意虚假提高农民纯收入水平，以达到既可以增加统筹提留基数，又可以成为基层领导的政绩的双重目的。因而有的地方虚假上报的农民纯收入比实际值高出一倍以上。这样做表面上似乎解决了乡镇一级基层政府人员庞大、机构臃肿，管理成本过高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直接诱因。
（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民增收的渠道
以城乡相互封闭、内部自我循环和严禁乡村人口流向城市为突出标志的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是我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农民收入渠道拓展的最大障碍。1、从经济结构来看，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和工业扩张对农产品的基本需求，政府强制干预农业生产活动，限制甚至禁止农村工业和商业等非农产业的自然发展，把农业生产局限于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上，这不仅割断了农村内部产业间、城乡产业间的自然联系，而且人为地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扼杀了农民增产增收的积极性。2、从社会结构来看，二元户籍制度及粘附其上的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的存在，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厚的壁垒，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正常流动，剥夺了农民分享现代工业、城市文明和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两极分化。特别是近年来城市居民下岗失业人员增加，许多城市出台了限制用农业工的政策，清退农民民工回乡，使得农民进城就业的困难进一步加大，农民就业问题更加尖锐化。
（三）农业投资不足
1.农业投资需求压力大，供需矛盾较为突出。在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的推行、小城镇建设、反贫困、农业科技推广、西部农业开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当前我国农业投资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农民、集体合作组织、银行和有关企业。农业投资具有风险大，投资报酬率低等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投资流动方向的利润导向性明显，农业所需资金无法得到保障。在投资主体中，有能力对农业投资方向进行干涉的主要是政府。由于国家财政能力仍不雄厚，以及国民经济全局发展的需要，政府财政用于农业发展的份额从相当长时期看仍是十分有限的。
2.农业资金非农化现象较为严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趋利行为，使农业资金的流向发生了变化，支农资金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从农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一方面农业资金投入量不足，资金供求制品很大；另一方面，农村资金沉淀流失，分散的现象都非常严重。财政支农资金不到位；农村信用社进城、银行向农村下伸网点，只存不贷；在资金分配和使用的各环节中截留、挪用，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受利益调节造成的趋利性分流，农村资金重新流入城市和非农业的逆向式分流等表现形式。从全国金融机构年终的统计报表可以看出，真正进入农村的资金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资金不下乡，甚至不到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到农户。从当前来看，农民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家庭经营中的农业，由于农业资金非农化的存在，使本来有限的农业资金更加减少，农民享受不到发展农业的回报。
3.农民投资能力有限。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与经营的自主权，形成了双层经营的模式。长期以来，双层经营中，"分"的部分强调过多，"统"的部分强调不足，或是对"统"的经济功能强调不足，村与乡集体普遍存在积累不足，加上政府支农资金到位率不理想，农民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微观投入的主体。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只能集中在短期投资上，主要是当年生产费用的支出，包括化肥、农药、种子、地膜等，从再生产角度看，这些主要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对于扩大再生产所需的中长期投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市场建设、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体系的建立等，靠农户是无法胜任的。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继续放缓，农民的收入预期不高，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增长的收入大部分流向了生活领域，生产性投资下降，这些使农民收入增长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四）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较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市场关系到农产品和农村生活用品的流通。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在农民收入的实现与使用方面起到直接作用，并对收入的形成与分配和使用具有很强的关联影响。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应该说，农村市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市场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表现在：1、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环节过多，造成流通成本升高，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损失严重。在市场疲软的形势下，农村特产税的征收标准、市场管理费及公路运输的收费等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整，农户生产成本降不下来，很难确保生产的持续性；2、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仍不健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并未真正拥有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产权，表现在：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仍未得到充分尊重，对农民不合理的摊派、打白条、打绿条等现象时有发生，伪劣农资坑农现象时有出现。3、市场机制运用的效果不理想。在供求机制方面，在农产品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以市场调查和预测为指导的结构调整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工作进展都相当缓慢。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方面，农资价格与质量的市场调控不力，农民对农资价格的质量管理的混乱意见较大。运用效果不理想，农产品的价值实现有困难，农民在增收方面遇到了困难。
（五）农业科研体制不合理，农产品科技含量低
当前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低劣、结构性剩余等问题的出现，客观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低，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体制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这表现在：1、农业科研及其推广与农业生产长期各自为政、相互脱节难以发挥整体优势。农业科研人员对农业科技的需求，缺乏充分了解，其科研成果往往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业科技推广部门也没有对科研成果进行有效的推广。2、农业科研目标单一、结构不合理。以往农业科研的目标主要是提高农产品单产、增加农产品总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已难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多样化、优质化的需求。同时，大多数科研集中在产中阶段，产前、产后科研力量薄弱，造成农产品加工、贮运、保鲜等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科研成果严重不足。3、国家对农业科研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低。世界各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平均为1%，有些发达国家超过5%，发展中国家0.5%，而我国仅为0.2%。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我国为40%，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4、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慢，转化机制尚未真正形成。我国每年都有一大批质量较高、数量可观的农业科研成果，但科研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科研成果适用于企业或农户的少，转化为规模生产、实现产业化的更少，造成科研成果闲置、浪费，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六）农业的弱质性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增收的艰难性。农业的弱质性是指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劣势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农业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农业的产前和产后部分仍被其它产业所控制，农产品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收入风险大，尽管农业产业化在尽力化解这一矛盾，但目前成效有限，而且在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真正取得实效的并不多见。二是农产品特别是主要农产品（如粮食类等）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农民很难在价格波动中把握市场，得到好处。长期以来，政府靠提高农产品收购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调动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但从目前各方面情况看，农产品价格上扬的余地几乎没有了。三是大部分农产品是生命体，不耐久贮，保管费用高。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气候影响很大。
（七）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户的分散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缺乏有效的组织形式和宏观指导，缺乏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机构，农民与政府和社会的对话地位很低，形不成对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抗衡力量和制约机制。农户的供给对市场价格影响甚微，而作为需方的国家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机构却组织严密，这种非对称性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不够完善。
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产前环节信息网络不健全，水利、交通、电力等设施薄弱；产中环节主要是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农业保险不能满足需求；产后环节主要是没有建立较稳定的产后服务保障，包括农产品的加工与贮藏水平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刚起步，农村小城镇建设水平滞后等。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表现在发展不平衡、地区间差异大、服务内容单一、服务网络不健全、缺乏政策和法律支持等方面，这些对农民收入目标的实现是很不利的。
四、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
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彻底纠正过去长期形成的重工轻农思想，切实把农业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首位。就"三农"发展本身而言，必须跳出过去那种就农业论农业的思维定势，要把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统筹安排。同时，还要遵循"十五"期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大力转变农村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效益，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第一，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不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优化品种结构，着力发展优质、专用、无公害农产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的关键，也是适应国内需求变化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农业是一个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的产业，不同的农产品只有在适宜土壤气候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理想的品质和产量。现在要总结经验，调整思路，发挥各地优势，让农业生产在最适宜的条件下进行，使农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加速发展高科技农业、高价值农产品和出口创汇农业，沿海地区要尽快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扩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中部地区充分发挥粮食生产优势，优化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发展加工转化和产业经营，把粮食产业做优。要强化商品粮、加工专用粮和饲料粮生产基地建设，发展优质专用和无公害农产品，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西部地区要加大发展还林（草）步伐，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节水农业，在搞好基本农田的基础上，把广种薄收的农田和山坡地退出来，封山绿化，植树种草。这样，既可以改善环境，又可以发挥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多样的优势，有利于使西部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第二，加快农村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村财税体制改革是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的利益关系，用法治的方法，靠制度来规范农村的分配行为，是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举措。1、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通过把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改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取消乡统筹费，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和义务工，取消农村教育集资，取消屠宰税，调整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把属于农民合理负担的"费"改为"税"，将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分配关系通过税收体现出来，从制度上为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提供法律保证。2、加快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机构改革能否到位。要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要从过去直接抓生产经营、催种催收，转到落实政策、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同时，适度撤并乡镇，可将一些交通方便，管理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乡镇进行适度的撤并，形成一定的管理规模。村组要减少补贴干部人数，村干部尽量交叉任职，村民小组长尽量由村干部兼任。从而达到减少管理机构、精简人员的目的，减轻财政的压力和农民的负担。3、调整和完善乡镇分税制财政体制。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原则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要求，科学界定乡镇政府的职能和事权范围，合理划分乡镇财政的收支范围，建立"以收定支"的新机制，从源头上堵住按需而征、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口子，将过去乡镇各部门"自收自支"的不规范化管理变为财政部门统一收取、统一拨付的规范化管理。
第三，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很少的耕地面积，只要少数人种植就可以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必须走出家门。要加快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减少农村人口，增加农民收入，要引导乡镇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环保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并以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继续发展其它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西部省际间流动，实现中国人口东部、中部、西部呈正态分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分为两步实施，第一步，即目前正在实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二、三产业，这只是职业上的转变阶段。由于这时的农民没有完全割断同土地的联系，职业的转变还不够彻底，会随时有可能打道回府。第二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在职业上，而且在居住地上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让那些能独立谋生且有生活来源的主要在城市或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流动工彻底脱离农村，变农民身份为市民身份，不仅有利于提高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民增收，路在何方?农民增收是一个系统问题，不是单靠哪一项措施或哪一方面的力量就能解决的。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实现农业产业化、社会化经营，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由之路。
改革行政体制
要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体制改革。
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两者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实际上，在很多农村中，村民委员会更象是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乡镇政府的经济职能有弱化的趋势，乡镇政府的收入来源有限且不稳定，难于维持一级政府的正常开支。一些乡镇政府为了维持正常的开支，忙于广开财源，而疏于社会管理。
乡镇机构齐全，基本上是对应上级而设置的，实际上，不少部门的机构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人员众多，在一些机构中不同程度的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工作效率不高。乡镇工作人员的工资支出是乡镇政府财政的一笔不小的开支。
基于以上几方面原因，基层行政体制应该深化改革。第一、乡镇政府应从原来的多种职能转变为以社会管理和服务农村为主的相对单一的职能，机构设置因职能改变而相应改变；第二、加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实现“小政府、大农村”的格局；第三、乡镇政府公务员工资由财政直接支付。
实行这样的改革，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强化村民委员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第二、由于乡镇合并，精减机构，可以减少公务员的工资支出，减少财政支出；第三、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第四、有利于发展小城镇战略的实施；第五、有利于提高对农村的服务水平。
改革户籍制度
我国原有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正常流动，同时由于户口问题，农民进城受到种种不平等待遇。虽然困难重重，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还是千方百计地向城市涌动。因为，若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收入就会远高于在农村务农所得。这就是城市的吸引力所在。农民进城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当中的比重下降，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农产品成本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已明显越来越少了。因此，必须改革户籍制度，让人口能自由流动，并为进城的农民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是解决农民增收难的措施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农民进城就难有今天城市的繁荣。这是对农民进城持否定的人们应清楚看到的。农民要增收，就必须减少农民数量。若让城市对农民打开大门，等中国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80％下降到30％甚至更低时，农民增收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
深化户籍改革，可以加农民收入，是因为：第一、有利于解决农产品过剩的现状；第二、有更多人能够到城镇或大城市居住，享受城市文明，减少农民数量；第二、降低现实成本，如生态成本、农业产业化成本等；第三、增长人力资本，农民进城后接受的教育、培训，有利于增加农民的知识；第四、有利于加快城市化步伐。
增加农村和农业投入
我国大多数地区农业基础弱，至今仍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生产的增长速度持续减缓，对农民增收的贡献逐步减弱。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消费环境相对城镇而言太差；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薄弱，“造血”功能太差。目前多数农村地区交通、通讯、能源、商业、医疗和文化体育设施落后，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农民收入增长慢，农民缺钱花，城乡差距悬殊。
由于上述原因，围绕“三农”来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难度是比较大的。
除了体制环境之外，农民增收的最大问题就是缺少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贷款难。本来，农村就存在资金不足，再加上农村大量资金的外流，不但使农村金融严重失血，更严重的是影响农村自我造血。农民增收，没有足够资金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国家应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三农”的投入逐年增加，但相对于庞大的财政预算还是很少的，与“三农”实际所需资金相比，也是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投入，再好的思路也恐怕是无米之炊。
对农业，要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农业走科学化、产业化道路，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对农村，要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同时，要增加对科技、教育、培训等的投入，以提高农民的素质；对农民，要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福利，调动农民积极性。
快速发展农村经济
体制改革、增加投入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资金保证，但真正能使农民增收实现良性循环的是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要增收，农民不能等、靠、要，而是必须要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