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法律援助制度；对策；专门法；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法律援助制度是通过向那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公平地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的一项法律制度。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文明和法制文明的重要体现。但是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不尽完善，本文通过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
一、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宣传力度不够。
有一种认识：法律援助是“花拳绣腿”，造成这种认识的偏颇，宣传力度不够，是原因之一。我国的法律援助中心多设在大中城市，而在城市宣传不足，在的宣传就更少。再加上我国农村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求助法律援助部门，这使得我国法律援助现有的资源也没有合理的利用。
（二）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
让无助者有助，法律援助给弱势群众带来了福音，但其自身却面临着财政困难。据统计，全国财政用于法律援助的拨款2001年为5541万元，人均不到5分钱。2003年为1.52亿元，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毛多钱，但已经比2002年增加了一倍。2004年为2.17亿元，增幅达43％。而香港每年的法律援助拨款是8亿港元，英国2001年为17亿英镑。在经费问题困扰的同时，又面临着日益增长的法律援助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法律援助咨询从1999年71万多人次，2000年83万多人次，增加到2001年113万多人次。申请法律援助的也逐年增加。据测算，全国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和非诉讼的案件约74万件，而每年实际提供法律援助的量只有需求总数的1/4。由此看来，资金缺口很大。在法律援助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只能抬高援助对象的门槛，条件要求高了，使很多符合援助条件的群众依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
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法律援助者办案的积极性，了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律师在查找资料、调查取证时，都需要经费支出，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导致搜集资料、取证困难，办案服务质量当然要下降。有些律师甚至还要自掏腰包，这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以至于服务积极性下降，在办案中走过场，潦草应付，最终会影响到法律的公正，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法律援助工作人员远远不足。
1.数量不够。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普及，人们的法律保护意识日益增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在增多。律师人数极大的供不应求，在人力上受到限制。目前，我国仅有律师12万多人，而美国加州的职业律师就有13万多人，且美国的律师职业人数的增长率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5倍多；我国律师与全国人口的比例是万分之零点九五，低于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涉外法律事业的增多，全国法律援助队伍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个方面的需要，特别是那些高层次的法律援助者，更是人才奇缺。
2.质量不高。法律援助人员不仅仅是在量上不够，在质量上也有待提高。一些法律援助机构对法律援助工作重视不够，没有对工作人员进行严格把关，导致部分学历低、非法律专业和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的人在里面浑水摸鱼。他们缺乏过硬的专业基础知识，办案经验不足，社会责任心不强，这就使办案效果大打折扣，降低了办案质量。个别人大脑中还残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封建思想，不能洁身自好，因为利益的驱使偏移工作方向，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四）法律援助管理机制欠规范。
要想让法律援助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就必须健全规范法律援助的各项管理机制。每个法律援助机构都有相应的制度，但是却各有所异，各有各的标准，各办各的案，存在漏洞，缺乏统一的工作制度、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制定。有的法律援助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共设一室，没有独立的办公地点，法律援助机构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组织，工作程序不固定，任意性大。管理机构不够完善、健全，影响了法律援助作用最优状态发挥。
（五）法律援助立法体系不完善。
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了十年，在这期间的我们不断探索，不断努力，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法律援助工作有了进一步拓展和突破。但同时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发展的历程较短，难免粗糙概括，缺乏涉及方方面面的详细规定，各级法律援助组织和个人对《条例》的理解不同，运用起来也有差异，反映出单一的制度可操作性较差的缺陷。而且与西方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相比，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还需要健全完善，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立法体系。
（六）法律援助服务形式单一。
现阶段，求助者一般是找到法律援助部门办公地点，这种情况减弱了法律援助的影响力和亲和力，没有营造求助者与援助者的积极联系。群众是法律援助事业扎根、成长的土壤，失去了群众，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环境，到最后变成一项只喊口号不出成绩的“半拉子工程”。只有政府主导、广大社会人员参与，拓宽服务形式，才能使法律援助得到广泛认可和，才能把法律援助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改革对策
法律援助是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被誉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必须以平等、公平为基本准则，不断改进在实践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缺点问题，大胆创新，千方百计采取应对措施紧抓落实，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本人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一）深入基层宣传，争取最大程度支持。
1.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司法人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象征，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举措。基于法律援助工作的救助对象是一批由自然、经济、文化低下造成经济困难、残疾等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阶层，工作重点就应顺应客观事实，放在基层，特别是县级以下的农村。在宣传工作中要加强计划性和系统性，创新形式。可以通过在各级单位宣传栏张贴专题报，开设法律援助专题知识讲座等形式，特别是“4.5法制宣传日”，制作宣传板块、印发宣传资料、举办知识竞赛等，使法律援助制度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让公民真正了解法律援助，帮助他们树立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意识。
2.扩大宣传途径。当前的宣传工作主要是依靠媒体，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网络等，但这些途径仍有局限性，在偏远地区、传媒不发达的地方，仍不能做到宣传到位。政府应鼓励社会各社团组织利用工作便利对群众做书面、口头宣传。大学生志愿者也可参与其中，以发放传单或咨询的方式向人们宣传、解疑、出谋划策，以多种途径扩大法律宣传的影响面。
为了使法律援助制度真正深入人心，得到广泛运用，就要着眼于将来，建立长效宣传机制。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现在已经在中小学九年制义务中开设了法律课程，大学各专业也都开设了法律基础课。本人建议在中小学和大学非法学专业公修的法律基础课本中加入有关法律援助的，大学法学专业则增设《法律援助制度》专业课，加强对法律援助的。通过这种途径，实现全体公民共同学法律的目标，对法律援助的认可得到全面普及。
（二）争取政府经费，吸纳社会资金。
通过对刑事法律援助现存诸多问题的梳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更需要引起重视与完善：1、获得律师帮助权未被明确为公民的宪法权利；2、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性制裁不清；3、刑事法律援助的受援对象过于狭窄；4、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过晚；5、刑事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明显，案件多但是律师明显不足，且区域差距大；6、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质量保障机制；7、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金缺口大。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种种不足，不利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有效进行，我们应当抓住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法即将进行再修改的契机对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革完善，并向法律援助法的单独制订做出努力。
一、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及律师制度的基本之一，其主要的功能是保障弱势群体的辩护权的实现。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宪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规定得较粗疏，缺少可操作性，基于此，才出现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等部门通过通知及联合通知等形式来对各阶段的刑事法律援助进行补充和完善的情况。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别大，东西部的法治环境差距较大，所以在立法时应当建立起从宪法、法律援助法为主线，通过各省的地方立法加以具体贯彻落实的法律体系。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在宪法中确立获得法律援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由于我国未将获得律师帮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致使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唯有在宪法中规定了获得律师帮助权，刑事法律援助才有存在的必要与前提，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得到普遍实施。故笔者认为应在宪法中加入有关获得律师帮助的条文。“实际上，无论在任何社会，获得法律援助不仅需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更需公众对其有心理上的深刻理解。”[2]
2、建立完备的刑事法律援助立法体系
获得律师帮助权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很多国家因此都制订了法律援助方面的单独立法，如英国的《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美国的《法律服务公司法》（1997年修订）、荷兰的1994《法律援助法》、韩国的《法律援助法》（1994年）年。很多国家的法律援助体系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一个是民事法律援助体系，另一个是刑事法律援助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可能同时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法律援助条例》，但是不管是从法律援助在整个法律中的地位效力还是法律援助可能涉及的部门考虑，仅仅一部行政法规难以担当此重任。如刑事法律援助必然需要涉及的法检系统，与国务院就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通过行政立法就无法确定法院、检察院在刑事法律援助方面的权利义务。笔者认为应当尽快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援助方面的法律。从立法技术上来讲，可以单独制定《刑事法律援助法》，也可以制定《法律援助法》而将刑事法律援助作为其重要内容单独规定。
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目前构成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框架。由于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同时隶属于刑事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的范畴，所以即使今后将享有法律援助纳入宪法权利并单独制订法律援助立法，但还是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中加以规定，使之互相配套，形成体系。只有在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中明确刑事法律援助人的具体义务及受援人的具体诉讼权利，才能真正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同时，法律援助的质量控制必须体现到诉讼过程中，才能有效地发挥刑事法律援助的作用。
3、注重司法解释、法规、规章的建设
鉴于刑事法律援助所涉及的部门较多，且我国地域差别的存在，在宪法和法律中不可能对刑事法律援助的有关事宜都做详尽具体的规定。就法院检察院而言，在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刑事法律援助方面新的问题，而需要通过作出司法解释加以完善。而公安部、司法部等行政机关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可能需要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自己制定部门规章来健全。各个省市自治区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对法律援助的投入也不尽一致，可能选择不同的援助模式，这就可能需要各个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来规范具体法律援助的实施。
总的来说，在立法上有必要建立起从宪法到法律，直到地方性法规、规章的整套法律援助机制，这其中最主要还应是法律援助的单独立法。只有在立法上确立了相应的法律关系，刑事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才有可能脱离慈善性质的初级阶段而发展到“以权利为本的法律援助”。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内容的重新构建
1、适当扩大应当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
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中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案件还是占相当大的比例，以北京市为例，1997-2002年上半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刑事被告人是盲、聋、哑、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分别占援助案件总数的33%和21%[3].因此讨论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对象的扩大首先应该考虑扩大应当指定辩护适用对象的范围。指定辩护的适用对象分为一般对象和特殊对象。一般对象即普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一国的律师辩护资源相对有限，不可能能够满足所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所以需要制定有关标准加以分流，把有限的律师辩护资源投入给最需要该资源的那一部分人。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一，律师的发展水平也不相一致，所以联合国设立了一个较为模糊的标准，即“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一切情况下”（inall/anycasesintheinterestsofjusticesorequire）。[4]“而衡量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最重要也最容易掌控的标准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罪名的性质及可能判处的刑罚。相对于英美及加拿大等国的凡被告人可能被处1年以上监禁就属“司法利益需要”的司法实践而言，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才属于应当指定辩护的规定显然与联合国的准则及有关国际条约的立法精神相去甚远。虽然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中用多达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占全部罪名的1/6强，但是由于并不是涉及死刑罪名的案件就必然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范畴，而且限制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考虑到死刑的适用范围呈减少趋势及刑事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呈增大趋势的矛盾，在今后的立法之中宜对此项条件限制加以修改。由于刑法诸多条款中都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作为某一情节的量刑幅度，所以笔者建议把十年有期徒刑作为划分司法利益有无需要的分水岭，并等条件成熟时再作进一步扩大。